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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称王以后 如何处理与关羽张飞的关系?

日期:2018-09-06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问:孙权袭取荆州,刘备救得了关羽吗?或者说他是在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之说,不过是典型的阴谋论,本不值得讨论。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北征,击破于禁庞德,迫使曹操有迁都之意,至遭孙权偷袭,后方重镇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敌土崩瓦解,关羽本人亦被俘,传首于曹操,前后不过半年而已。此中种种发展,皆非刘备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杀人”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次,荆州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远大于所谓“借刀杀人”的收益。曹操北还后。荆州一分为三。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余者归孙、刘两家。两家就分配问题,有过两次大规模冲突,刘备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驻荆州。建安二十年,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该协议对刘备集团而言可谓让步极大,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言,“(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关羽控制下的荆州军团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资粮产地。但荆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在刘备集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谓“借刀杀人”是一桩损失与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阴谋论虽然不成立,但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关系,倒是颇值一谈。

 

刘、关、张三人关系特殊,《三国志》中是有记载的。

 

比如,《蜀志》中说刘备早年“于乡里合徒众”之时,即有“羽、飞为之御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关、张二人“稠人广座,侍立终日”,私下“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关羽同时代的曹操集团的谋士刘晔,也认为“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罢,皆是一种不同于君臣、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

 

这种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刘备集团的发展历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领徐州”,自己则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为避曹操锋芒,刘备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骑由陆路赴江陵,关羽率水军顺汉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刘璋随后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镇守荆州的关羽颇为不悦,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亮的回信如此写道:

 

“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黥布、彭越,是刘邦集团中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军事集团头目,在灭项羽建汉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诸葛亮在回信中以马超、张飞比拟黥、彭,强调关羽胜过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关羽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其后,刘备据守益州,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同样清晰可见。

 

但这种关系,终究不能长久。随着刘备日渐走向“君”位,关羽需要逐渐回归“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并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吾自当解之。”

 

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果然有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印绶。

 

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诸葛亮所担忧者,并非黄忠不足以做后将军,定军山一役力斩夏侯渊,毕竟是大功。关羽之“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亦非认为黄忠没有资格做后将军。事实上,数年前,刘备夺取益州之时,黄忠在名位上已与关羽相齐——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关羽彼时无异议,此时声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实与“汉中王大封功臣”与不同于以往的官职爵号任命有直接关系。

 

在此之前,刘备不过是左将军,故而关羽诸人的官职爵号也并不显赫;集团内部官职爵号不规范,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体现诸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所以关羽并不在意自己与黄忠名位相齐。刘备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意味着官职爵号的规范化。关羽希望自己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能够在这次封拜元勋中继续得到体现,自然是一种人之常情,“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并非认为老兵不足以做后将军,而是含蓄强调自己不应仅仅只是个“前将军”。四将军虽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与关羽只有前后之别,而无上下之分,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列,对刘备而言亦是必须的安排。他之所以急于称汉中王,正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与集团中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属的程度,僚属需要对寄主承担的效忠义务,要远小于臣属需要对人主承担的效忠义务,僚属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自由离开寄主别投他处,但君臣之间却很难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僚属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关羽的地位。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是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这种用心的产物。

 

对刘备的这番用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刘备的回应是“吾自当解之”,具体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安抚关羽。

 

作为刘备的特使,费诗的说词中,有“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等言辞,显见刘备借费诗之口,再次向关羽重申了彼此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末了那句“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则多少代表了刘备在重新界定君臣关系这件事情上的坚决立场。

 

当然,刘备仍然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前后左右四将军中,黄忠无“假节”之权,张飞、马超“假节”,独关羽可以“假节钺”——斧钺专属君王,暂借人臣称“假节钺”。“假节钺”的武将,可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获得“假节钺”的尊荣后不久,就发生了关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大体有着相似的逻辑。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之事告终,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众人皆以为人选当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但刘备却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造成“一军皆惊”。从汉中归来之后,张飞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显然,重新界定与张飞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刘备弃张飞选择魏延的主要原因——与张飞不同,《蜀志》记载,魏延是刘备的“部曲将”。

 

汉中之战结束后,宜都太守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通称“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

 

孟达攻下房陵后,兵锋转向上庸。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的部队指挥权(夺孟达鼓吹)。

 

《蜀志》中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无疑是相当牵强的。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自然、社会条件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落后,包括孟达在内,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在这种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独立王国。第二、刘备集团当时形势颇佳,孟达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势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汉中之战结束;七月份,关羽破于禁擒庞德。刘封奉命剥夺孟达军权的时间,亦在此前后。亦是关羽围困襄樊,向东三郡请求援军试图扩大战果之时。刘封取代孟达后,即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

 

刘封的拒绝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备的意志,是个值得仔细思量的问题。

 

关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传与关羽传,并无只字提及是奉了刘备的意志。关羽传中的说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

 

先主传中的叙述是:

 

“(称汉中王后)於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考虑到关羽当时拥有“假节钺”的特权,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许可(拥有见机出兵之权),是极有可能的。一者,刘备集团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无法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支援荆州方面的攻势。二者,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江东对荆州始终虎视耽耽。关羽对此也极为清楚,北伐之时,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不足。内外环境如此,很难想象刘备会命令关羽在这样一种时刻出兵北伐。事实上,始于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战,原本只是支援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初时规模并不大。此役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休止。战事后来扩大为北伐,当是超出了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

 

换言之,关羽此次北伐,并非刘备集团的既定战略。以刘封取代孟达(孟出征上庸前为宜都太守,当属关羽军团),实暗含对关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图。

 

关羽覆亡之后七个月,孟达降魏。投魏之前,孟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通称《孟达辞先主表》,陈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  ,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没有好下场的例子,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孟达有一段隐晦的表述:

 

“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给刘备的辞信中,孟达认为自己是个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为在关羽覆败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于如何个冤屈法,信中所言并不清晰。

 

诸葛亮大约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多年后,有蜀国降人对孟达言及: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的回答是:

 

“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

 

意即: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会那样干。

 

孟达叛逃后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被杀。

 

但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刘备有“借刀杀人”除掉关羽的意图。如本文开篇所言,一者,要达成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吕蒙偷袭轻取江陵、公安,均非刘备所能预料和掌控。只要这些随机因素有一件没有发生,最后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二者,以丧失荆州为代价换取关羽之死,对刘备集团而言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完)

 

注:本文所有史料,均出自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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