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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之争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影响?

日期:2018-01-17 编辑:阿名 来源:网络

1867年,是知耻而后勇的晚清近代“洋务运动”,即将蓄足马力加速的年头。以恭亲王奕訢和名臣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亲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国难,更见识了世界之大,明白大清朝再也不能浑浑噩噩的活。于是引进近代工业创建近代军队等“洋务”蓝图,正有条不紊的付诸实施。还有一桩教育方面的“小事”——创建并增设京师同文馆课程,为大清朝培养未来“洋务”方面的骨干人才

可是,就在这些“洋务”精英们忙得热火朝天时,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同文馆,却好似一根导火线,在这年引发了一场轰然大地震,整个大清朝堂上口水纷飞,掐得乱七八糟。甚至以后世诸多学者的观点: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几乎都因此确定坐标。

这场意义重大的事件,就是1867年晚清朝堂上一出啼笑皆非的活剧:同文馆之争。

这件“丑闻”的导火索是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那么先了解一下京师同文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使节纷纷进驻京师,中外交涉事件激增,而泱泱大国却没几个翻译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上折子,以“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为由,建议创立京师同文馆,意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

清政府批准后,1862年,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城同文馆成立。学校先后开设英、法、俄、德、日文等课程,还聘请洋人当老师,招收学生为15岁以下的聪颖儿童,以八旗子弟为主,每个语种馆不超过24名学生。这种办学形式与私塾里老先生带着小孩们颂读“人之初,性本善”虽有不同,但毕竟招收学生少,还只是学习语言,影响有限,所以,当时朝堂内外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学校创办一帆风顺。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清政府的腐朽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各项技术人才的匮乏更是愈加严重。李鸿章、曾国藩等人都认为目前的形势已经远不是培养语言人才这么简单了,要想学会造洋枪洋炮,就必须学会制造原理,也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中国原有的以经史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当时甚至有人发声:“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话明白指出要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就必须培养算学、理化等自然学科的知识分子。于是,1866年末,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奕訢、李鸿章等人再次递上奏折,请朝廷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得到朝廷认可后进入筹备阶段,这如同平地一声雷,瞬间引爆清政府高层的一场“互掐”大戏。

在奕訢等人的主张下,天文算学馆仍以洋人为师,招收的学生不仅年龄放宽,生源范围也扩大到“满汉举人恩、拔、岁、副、优贡,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意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这触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敏感的神经。

拉开“互掐”大戏序幕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在奏折里指出,科甲出身的人去学习这些奇技淫巧,朝廷还用升官、银两赏赐做诱惑,这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就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岐途。不过,张盛藻与奕訢等人明显不是一个“段位”,存在感太低,轻而易举就被打压。

这时,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登场将大戏引入高潮,他就是倭仁。倭仁不仅是三朝元老,著名理学家,还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威望,尽管奕訢对会出现反对声音有心理准备,但倭仁还是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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