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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北漂”为租房闹心:吉宅难寻

日期:2018-01-08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

京官租房四大特点注重体面讲究风水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又移寓横街。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宅正对门则挥颜彬,宅斜对门则孔样霖;宅左则戴北春;宅后则文田。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

曾国藩“北漂”为租房闹心:租房花一半薪水求吉宅连日奔走行坐不定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曾国藩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

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

搬家很无奈?搬家很精彩:住房排场随官制升迁而涨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

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4两。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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