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记反映史馆百态(2)
议叙环节矛盾重重
晚清官修史书纂成后，清廷会对纂修人员议叙。议叙依照史馆自身地位的高低、在馆人员的出勤率、功课、身份等因素，综合评定等级。清代史馆的议叙，既有临时议叙者，也有半程议叙者和全书告成议叙者，而以全书告成议叙者最为普遍。
晚清时期，由于政治生态恶化、社会急剧动荡，各史馆的议叙充满贿选、舞弊、投机钻营等不光彩现象。比如，因实录馆待遇最优，议叙、考绩最厚，故往往成为高官安插子孙、谋取优差的途径。据《翁同龢日记》载，兵部侍郎赵光为其女婿光熙谋求实录馆校对馆差，结果招致御史刘毓楠上奏弹劾，清廷谕令剥夺光熙馆差。议叙还会引起实录馆人员的不满，例如，文宗实录馆半程保举时，详校官翁曾翰就颇有“牢骚之意”。
在议叙过程中，投机钻营也是常有的现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光绪五年（1879）二月，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山西商人李钟铭即李春山，本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书铺，却干预公事、钻营馆差，影响甚坏。此案涉及工部尚书贺寿慈和一干满洲大僚，故清廷谕旨查明此案。据都察院讯明，李钟铭系由商人捐纳监生，充（顺天府）布政司膳录，“既得议叙，仍在市井营生，辄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宫街，匿税房契，又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实属不安本分。”贺寿慈因与书商勾结被夺职，李钟铭被杖责系狱，与之交厚的满洲大员宝鋆、载龄等则未受到实质性处分。史馆本是清要之地，纂修人员、辅助人员皆须通晓修史的程式、制度，且应严守馆规。书商本应专注于书铺生意，却好名逐利，攀附高官，希求馆差，不过是为议叙而已。
满汉矛盾也是清朝修史各馆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保证满族官员的正统性和地位，清廷不仅在政府行政层面保障满人的主导地位，就连他们不擅长的修史各馆也要保障满人的地位。虽然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有所缓解，但在议叙环节仍然要面对如何平衡满汉的问题。据《缘督庐日记》载，光绪会典告成议叙时，汉提调叶昌炽建议采取嘉庆会典告成的办法，适当增加名额，但必须“先交吏部核定，其不合例者去之”，以防止滥保。叶昌炽在奖叙中坚持满汉平衡，不愿突破规则增加满人议叙名额，因而得罪了满人修纂官。他们造谣说叶昌炽办事不公，收人钱财，总裁徐桐也牵涉其中。叶昌炽忠于职守，却被厚诬。议叙保举中满汉矛盾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史馆议叙的弊端乃是制度设计的缺陷、问责不力、环境不配套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史馆存在人事纠葛
在晚清史馆中，大者往往达几百人，小者也有几十人，内部矛盾在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比如，何绍基任国史馆总纂、提调等职务时，因与国史馆总裁穆彰阿意见相左，而愤然辞去国史馆提调一职，有诗可证其决绝态度：“四载英武修秘文，七年史馆窥朝典。雅材著作愧提挈，旧例繁芜重理翦。一言不合事可知，慷慨奉身甘逻免。”七年史馆生涯，足见何绍基对史馆修史感情之深，他之所以决然离职，在于总裁与提调不协不睦。他主张为三品以下官员列传，本是较有见解的主张，却不被总裁穆彰阿采纳，故而愤然辞职。再如光绪会典馆设立图上提调官时，会典馆不少史官跃跃欲试，希冀如愿以偿。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总纂文廷式为角逐提调职位，与当时的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颇有龃龉。文廷式系与何人争夺提调一职，《缘督庐日记》并未记载，文廷式本人的日记体笔记也没有言及。
在修史过程中，因学术主张不同或利益纠葛，总纂与总裁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比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和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光绪国史馆在修国史时，围绕如何评价乾嘉学者纪大奎的学术地位这一问题，总纂缪荃孙与总裁徐桐产生分歧。
徐桐要求把纪大奎载入《儒林传》中，缪荃孙则认为应列入道家。由于好事者鼓唇摇舌、推波助澜，缪荃孙被视为“恃才独断，渺视前辈”，在翰詹考绩中被徐桐列为差等。最终，缪荃孙愤而辞去馆差，回归故里。可见，史馆中的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如果不善加调适，必会弊端丛生。
晚清日记虽汗漫零散，但可以从具体细微处彰显史馆势态。官修史书仅在修纂官下罗列修纂人员姓名，日记则记录了史馆制度、纂修人员的感受、修纂过程中的矛盾等鲜活史料。对于深化晚清史馆研究而言，日记应该成为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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