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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总统徐世昌日记里的秘密

日期:2018-07-02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民国总统徐世昌日记里的秘密

他进士出身,当过翰林院编修,主持过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高参。在清末,他出任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民国初年当过国务卿和大总统,骨子里又是个传统的士大夫……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徐世昌,一生如此精彩,却长期未得到特别关注。

若不是徐家后人将珍藏多年的《徐世昌日记》献出,并出版发行,这些或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50多年,上百本,近200万字。徐世昌的日记从1885年开始,一直记到1939年他辞世前10多天,在一本又一本泛黄的日记中,完整记录了他的宦海沉浮。

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北京三里屯一家闹中取静的茶馆,徐世昌的五代孙徐定茂面前一杯清茶,茶叶熨帖翻滚,浮浮沉沉。“其实,我没有见过高祖徐世昌。”他开始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如烟的往事。

原汁原味的日记

徐世昌1939年去世,10年后,徐定茂在天津的徐氏故宅出生。考上北京的学校后,徐定茂离开了天津。他说,“文革”中,老家收藏的徐世昌日记、信札、字画等都被抄家的红卫兵拿走,封存于天津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将徐世昌日记作价150元,家人可领钱也可领日记。徐定茂和弟弟徐定一用平板车将日记从天津图书馆拉回,由作为长房长孙的他保管。2011年,徐定茂为撰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章,认真翻阅日记,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决定将其出版。几经周折,日记最终印行。

《徐世昌日记》共24卷,前20卷影印,后4卷为点校本。影印是徐定茂的原则:“190万字,这么大的体量,点校版稍有失误,就会造成麻烦。我特别希望大家能看到原件,这样见仁见智,有些细节还可以继续研究。”比如,影印版能看出日记的格式,体会忠孝二字在徐世昌心中的分量。“凡提到‘皇上’,徐世昌必起头出格,奉旨,空一格。皇上赏赐东西,空格。再起一行,谢恩。”这个习惯,徐世昌保留了一生。

在徐定茂看来,如今对袁世凯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徐世昌的研究依然欠缺。“我读日记能明显感觉到,研究袁世凯离不开徐世昌。如果没有徐世昌对袁世凯的某些建议,袁世凯也不会那样思考和行事。”至于对徐世昌褒贬不一的评价,徐定茂显得淡然:“讨论是否为徐世昌翻案没什么意义。历史是教科书,但历史必须是真实的。通过充分研究,才会了解真实的徐世昌。”

小站演习嗅出危机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这是中国建立近代化军队的最初尝试。徐世昌也做出了贡献。

当时,徐世昌已是翰林院编修。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小站,出任营务处的参议。在当时重文轻武的环境下,这无疑是“降格”。然而徐世昌与袁世凯相交多年,采用新式练兵方法的袁世凯又与自己见识相通,并且还可以增加收入。于是,徐世昌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一段——在小站的两年。

徐世昌本是文人,在小站要发挥特长。他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13册,筹划全军的训练及教育。校核兵书也成为他的一项工作。日记记载,北洋将领陆建章主持修订的兵书,就送到他那里校核。

晚清政治腐败,军队里吃空饷的事很普遍,严重影响战斗力。小站新军的发饷独具特色:士兵操场站队,点名发饷,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事原是袁世凯负责,徐世昌来后,基本上接管了发饷工作。

从日记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字:“晨起。会客。写信。看操。”打炮、打靶、列队、行军,体检、测外语、做饼干、奏军乐……出现在日记里的练兵生活,生动勾勒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创建场景。

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袁世凯一度被维新派寄予希望。据康有为年谱记载,康曾派学生徐玉甫到小站游说袁世凯,两人“相谈甚欢”。但徐定茂根据《徐世昌日记》推断,当时徐玉甫可能没直接见到袁世凯。“日记中写有‘晨起,回小站,去慰所,见慰亭(袁世凯),久谈。徐玉甫同来,留宿营中。’如果见了袁世凯,应该写‘徐玉甫同坐’更合理。”此后的日记里记载,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来了,见了徐玉甫。第二天,徐玉甫赶回京城。这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方面的某个重要信息。

徐玉甫走后第三天,小站进行了防守为主的夜间演习。根据日记,这是徐世昌在小站两年间唯一一次夜间演习。“这说明徐玉甫的到来,让袁世凯和徐世昌感到某种危机。”此后,袁世凯进京,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发动兵变,抓慈禧、救光绪。这是戊戌变法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天徐世昌也在北京,日记中写道:“闻英舰逼近大沽。”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袁世凯回到天津,徐世昌则和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见面。徐世昌已经预见了维新派前景不妙,告诉这位维新派挚友尽快脱身。“徐世昌也好,袁世凯也罢,一开始他们就对形势都有预判,和维新派没有走同一条道路。”

但徐世昌与维新派人物还有往来。徐定茂说,徐世昌的书信大多数毁于“文革”,但家里保留了一封梁启超写给徐世昌的信件抄本。当时,徐世昌已任民国大总统,梁启超修书称自己病重不能面谈,希望徐对某一军阀派系拿出强硬态度,等等。

从“躲袁”到“哭袁”

徐世昌和袁世凯关系至深。早年,徐世昌还在河南淮宁县任文案时,就认识了袁世凯。袁倾慕徐的才气,徐看好袁的志向,两人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曾送100两银子给徐作为进京考试盘缠。后来,两人在仕途上也多有互相支持之举。1911年,清廷搞“预备立宪”,请徐世昌当协理大臣,徐坚决请辞,逼清廷用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出面邀袁世凯出山的正是徐世昌。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将国务卿一职给了这位把兄弟。

不过,到了1915年,袁世凯野心膨胀,蓄谋称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不得民心。二人逐渐产生裂痕。袁世凯称帝后,称徐世昌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在日记中暗骂袁:“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他先去山东,又到河南。徐定茂说:“他就是为了躲袁。如果留在京津,袁世凯很容易找他。徐世昌有士人的格调,重友情,如果袁找他,他抹不开面子。”

称帝闹剧仓皇收场。袁世凯病危时,电召隐居河南辉县的徐世昌见最后一面。袁世凯说:“菊人来得正好,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徐世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数十年老友一旦怛(音同达)化,为之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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