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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用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手段干了何事?

日期:2017-11-09 编辑:阿名 来源:网络
朱棣用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手段干了何事?

篡位者朱棣用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手段干了何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冬子,原题:朱棣:篡位者,还是合格继承人? 节选

靖难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剧。当封建皇权终于发展到朱元璋时代,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的极端主义君权,视全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时,靖难之役的发生已经注定了—无论迟早。而朱允炆的悲剧,则是恰好承担了这一切。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

于是,悲剧发生了,合适的舵手朱棣杀了出来。

观察明初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历史太诡异了。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集权体制下帝国的掌舵者,但这套集权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了最合适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在这里,朱棣狡诈地表现了一番宽容大度,将建文帝时期朝廷官员的奏折统统烧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仅仅只是销毁奏折这么简单,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专职“焚史”一事,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朝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时期的历史,“事发族灭”。

朱棣的目的达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给中国的历史开了一扇“天窗”,将一段历史从帝国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后人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还添加进去许多假话。

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都删减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朱元璋钦定的帝国接班人。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当后人因为那部所谓是世界上块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而纷纷对朱棣投去崇拜和赞赏的目光时,却不知道,这部从出生后就深锁皇家图书馆中,只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人们翻阅的大典,它真正的出身也是朱棣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是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事实的工具。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朱棣用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手段干了何事?

但是于朱棣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因此,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别人是创造了历史,才拥有历史,而只有他,不需要创造历史,却同样拥有历史。

控制了历史之后,朱棣的第二个手段则是制造白色恐怖。

前面已经叙述过,上台以后,朱棣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消灭反对者,若仅仅出于这种需要,大家可能认为他毫无必要。但事实证明这是有必要的。朱棣的屠杀,一方面实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和打击反对者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制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种反对他的“下场”。所以我们看到,朱棣的屠杀不仅毫无节制,而且手段极尽狠辣之能事。

通过翻检史料,我们发现,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抵制。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正如百年后王世贞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为防止那股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即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可以想见,此令一出,社会上的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取诏行,得毋径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永乐时期,锦衣卫人数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其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国家的法律如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惧怕你,你手中的权力才能足够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几百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历史的进程竟是如此诡异。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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