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惊世骇俗的“七杀碑”背后的真相
七杀碑是民间流传明末流寇，大西军首领张献忠的传闻，传说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杀人如麻，还特意立下一碑以解释其作为，上书一对联，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横批:“杀杀杀杀杀杀杀”。
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证明了对七杀碑的怀疑。 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清兵们吗？可见当时的清兵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
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
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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