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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著名抗金名臣袁可立,袁可立经手的著名大案

日期:2017-08-29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许多人对袁可立并不熟悉,但实际上袁可立是辽东三袁之一,对明朝边防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忽视的奠定者,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可立以小小七品推官入仕,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 “五世恩荣”之赏。他本人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是难得的清官廉吏,入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等人并立。

董其昌曾赞扬袁可立:“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袁可立最开始由七品推官入仕,别人在如此微位的时候,都是夹起尾巴做人,生怕得罪权贵。特别是袁可立任职之地,还是当时各大势力交错的苏州。在他之前的官员,甚至都不敢对当地豪强多加过问。以至于办公桌上,堆积了不少未曾处理的卷宗。

袁可立到了之后,“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被太守石昆玉倚仗为左右手。袁可立任职期间,曾经处理了不少的大案,有“雷鸣案”、“湖州案”等。

雷鸣案,说的是发生在苏州的一件冤案。

明朝是历史上受倭寇侵犯非常严重的朝代,袁可立在苏州府担任推官期间,倭寇之祸不仅在于倭寇对百姓的侵略,同时也有许多地方豪强,富贵家族,因为彼此间的争斗而以“通海”的罪名大兴冤狱,相互倾轧。

“雷鸣案”的主人公,是三位有才华的青年,分别是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秦灯、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王能文章,秦善谈,乔善书翰,各有时名。”

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三人招募乡兵御倭保家。钱粮想让江南富户赞助一些,结果因此闹出了矛盾。后来与三人有仇的富户美酒上官举报说他们聚众谋反。而且还说秦灯曾大逆不道的口称“朕”,福建巡抚许敬庵闻之大惊,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早就对江南世家有些看法,又好大喜功,接到报案之后,当即将三人逮捕入狱。此事传到京城,三司大惊。

谋反不是小事,当时的兵部尚书害怕是受人污蔑,于是派人前去查实。袁可立受命,断定是件冤案。朱弘谟怕自己官帽不保便提前定调,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袁可立坚决不同意,以自己乌纱帽作保,才保住了三人。然而可惜的是,虽然最后三人得以平冤,但是秦、王二人已经先后在狱中去世,最后竟然只有乔一琦保住了性命。当乔一琦被放出来的时候,天空无云而有雷,因此称“雷鸣案”。

袁可立是位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顶住压力直言上谏的清正官员。袁可立为推官之时,被太守石昆玉倚重,而石昆玉也是有名的清官。后来因为依法按治当地豪横势家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反诬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

李涞与首辅王锡爵交好,因此有司不敢过问,石昆玉这个依法办事的清官反被下狱问罪。朝中官员多害怕得罪王锡爵,所以很少有人站出来为石昆玉辩说。当时袁可立还是七品推官,对上李涞这个四品大员,是完全不够看的。但是袁可立还是站了出来,为石昆玉辩解。

后来案牍之事落在袁可立的头上,袁可立洋洋洒洒写完,在公堂上当着李涞的面大声诵读,直击李涞。语句狠辣,直切要害,让李涞羞愧藏身。面对如此情形,袁可立诵读的越发大声,最后竟然说的李涞自请辞官离去。

袁可立是一位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之人。在天启年间,阉党和东林党党争激烈之时,袁可立是少数不站党派,不陷于党争,踏踏实实为国家干事的人。在登莱巡抚之时,镇守登莱,保证海上防线的牢固。后来与总兵毛文龙起矛盾,为了国家,他选择离去,都足以见其大义。

明熹宗曾言:“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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