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建国为什么使用“辽”字？与辽宁有何渊源(2)
那么，“辽”乃至“契丹”的真实含义究竟为何意呢？陈述先生通过考证与契丹同根的“奚族”及与契丹族血缘极近的“室韦”族名称的来由，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信息。在陈述先生看来，契丹和奚族操共同语言，也长期毗邻，过着同样的经济生活。认识了奚、契丹的密切关系，还应当了解契丹、奚、室韦在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同一族的不同部分。《隋书》中说：“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为室韦。”室韦，蒙语，达斡尔族谓之“森林”。那么“契丹”一词的本意，是否与和森林相对应的草原、沙漠有关呢？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不少部落被称为“森林中人”、“草原中人”。契丹族长期生活在草原沙漠区域，过着游牧生活。“契丹”之意，或许真如陈述先生的推断，是“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群”。
关于“辽”朝国号的内在含义，冯永谦先生认为是“辽阔、辽远”之意。在辽朝，契丹官吏迎接宋使，往往不走直路而循迂曲，目的是向宋使夸耀其疆域广大。那么，今天辽宁的“辽”字又是何意，是否源自大辽之“辽”呢？
关于辽宁之“辽”的含义，有两种解读，一说为“天辽地宁”；二说指“辽河”。若是前者，意义虽宽泛，却与冯永谦先生诠释的“辽”字含义基本一致了；若是后者，同样与大辽之谓神貌暗合。
因为，学界普遍认为辽朝因辽水得名。犹如金朝以“按出虎水”为其国名，而“按出虎水”的女真语意思是“金”。刘浦江先生在《辽朝国号考释》中曾指出，辽水是潢河、土河合流后的名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辽河。
澳大利亚麦克理大学康丹先生表示，契丹语的“辽”单词与蒙古语中表“吉祥、有福”的那个单词有关。这个蒙古语单词在当时指代一条河，这条河在辽朝如何称呼，人们尚不知晓，但此河最终是汇入西辽河的。指代这条河的单词与“辽”将是同一水系在不同流段的契丹语名和汉语名。
众所周知，契丹族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而这两条河恰是辽河的上源。两条河水合流形成西辽河，在今昌图入辽后，沿途汇合太子河、浑河等水系一路南下，最开始由营口入海。后在今盘山县六间房附近分流，形成一条双台子河由盘山县注入辽东湾。简言之，一千多年前的契丹人与今天的辽宁人都是喝“辽河水”长大的。这一方水土赐予了古今辽人同样的身材体貌，也在他们的血脉中注入了相似的气质基因。
在今天的辽宁境内，残存的辽塔至少有几十个，被专家发现的辽城有上百座。被认定为萧太后家庙的宏伟奉国寺在辽宁义县，辽朝的东京陪都在辽宁辽阳，辽朝北府宰相萧义的家族墓地在法库叶茂台，埋葬四位大辽皇帝的乾陵、显陵在辽宁北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修筑的镇海口长城在辽宁大连……
有人说，辽朝的主要都城(上京、中京)与皇陵(辽祖陵、辽庆陵、辽怀陵)在今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与宁城境内，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辖地，这与今天的辽宁有何直接关联？要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峰归辽宁管辖，过去叫昭乌达盟。1983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昭乌达盟建制，设立赤峰市。若按这一历史源脉评判，萧太后的家庙、大辽朝的三座都城、上百座头下军州、所有的皇陵都曾在辽宁境内。可见，风华绝代的大辽朝与今天的辽宁渊源不浅。
史上罕见，忽而契丹忽而辽
在大辽218年的历史上，“大契丹”与“大辽”两个国号是交替使用的。
公元916年，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时，契丹仅仅控有塞北地区，故其国号为“大契丹”。938年，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于是辽太宗为这一新纳入的版图创立一新的国号——大辽。947年，辽灭后晋，辽太宗将晋改为“大辽”，把大辽这块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朝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辽圣宗时，国号仍为“大契丹”。但到了辽道宗朝，公元1006年，复改“大契丹”为“大辽”。不过，《辽史》丝毫未记载历次改国号之事，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在中国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清朝学者屡屡指责《辽史》太过疏漏，如钱大昕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中皆没而不书。”冯家昇先生认为，《辽史》的编纂者没有记载历次国号的变更情况，也许是他们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问题是，统治政权定立国号是一个非常庄重、神圣的事件，乃是本身的政治文化标识，宣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而辽统治者却三番五次地更改国号，意欲何为？当时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2002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宝力罕吐乡出土了汉字萧兴言墓志铭和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铭。《燕京学报》发表了刘凤翥、唐彩兰的《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此文考释出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喇契丹国”等词语和词组。据刘凤翥考证，音译的“哈喇”应意译为“辽”。
1993年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的罕苏木苏木的朝克图山之阳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2005年冬，刘凤翥给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塔拉所长写信，建议尽快研究发表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塔拉所长同意刘凤翥的意见。于是，由刘凤翥起草了《契丹大字考释》寄给内蒙古考古所，稿件随即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发表。
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的志盖和志文，均以四个契丹字开始。其中，第一个字与第四个字已被解读，是“大”与“国”之意，对这两字的解读在契丹文字学界已达成共识。以此推理，夹在“大”与“国”之间的两个契丹字只能是国号名。辽朝的国号只有“契丹”和“辽”两个称谓，而契丹大字中的“契丹”一词已经被破译，不是《耶律祺墓志铭》开头的四字中间的两个字。那就是说，这两个神秘的契丹字的意思舍“辽”莫属，“辽”的契丹读音是哈喇，哈喇契丹就是“辽·契丹”之意。
刘凤翥先生还发现，在使用契丹大字的范围内，辽朝实行“辽·契丹国”或“契丹·辽朝”的双国号制。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则称国号为“契丹·辽朝”，双国号中的“契丹”置于“辽”之前；在汉字文献中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则称国号为“辽·契丹国”，双国号中的“辽”置于“契丹”之前。《契丹大字考释》首次阐明了辽朝的双国号制，通过刘凤翥先生对契丹文字的解读，破译了契丹族建国后采取“一国两号”的政策体系。
在一个王朝内，采用“南北面官”双轨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是大辽王朝在行政体制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契丹族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后的醒目标志。而“一国两号”的发现，正是这一史实的不朽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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