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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官”

日期:2018-01-08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电视连续剧《亲爱的翻译官》首次触电高级翻译行业的职场生态,引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度关注,一时间高翻院、同传、交传等专业术语迅速成为网络搜索热词。

其实翻译这个行业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不一,与境外的往来也很频繁,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翻译机构,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到晚清国人走出国门,在中国历史的各个节点上,都活跃着翻译官们的身影。

张骞凿空西域离不开堂邑父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官”

据说翻译这个职业最早出自周代,《后汉书·南蛮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平和,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稚。”史料中的越裳国大体上在今天的越南一带,“三象重译”就是连续翻译了多种语言——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翻译了吧?

中国古代早期的译者大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姓,历史典籍中有据可查的可能就是张骞的向导和翻译堂邑父了。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郎官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月氏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的这个决定,不仅让张骞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语),还开辟了一条千古传诵的丝绸之路。对于张骞的这次远行,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凿空西域”,可以看出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之大。

出使西域有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路途遥远,月氏远在天边,如同传说;二是必须经过匈奴,语言不通,并且随时都有被扣留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为张骞配备了一个助手堂邑父,作为他出使西域的向导、翻译和保镖。

关于堂邑父的资料,史书中记载极少,据说他是西域胡人,本名甘父,在战争中被汉军俘虏,成为堂邑侯陈午的家奴,故名堂邑父。堂邑父的主人陈午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西汉开国元勋陈婴之后,汉文帝女婿,汉武帝岳父,他的女儿就是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金屋藏娇中的主角陈阿娇。

堂邑父精于骑射,谙熟西域地理和当地语言,所以被选拔为张骞助手。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从陇西出境,开始了西域之行。不过这次出使并不顺利,张骞一行刚刚经过匈奴地界即遭扣押,后趁看管不严,张骞成功出逃,来到月氏。不过月氏早已不愿纠缠与匈奴的旧怨,张骞无功而返,又被匈奴扣留。张骞和堂邑父故伎重演,乘匈奴内乱之机再次逃脱,回到长安,不过当初出发时的100多人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两个了。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只记住了张骞的名字,而忽略了堂邑父的存在。至于堂邑父如何与匈奴人虚与委蛇,保住了张骞性命,史书中只字未提,只记下了这样一行文字:“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

看来,如果没有堂邑父,张骞即使不被匈奴人杀死,也会饿死在路上。

张德彝眼里的西方世界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官”

张德彝出身北京同文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科班出身的翻译。

同文馆是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学堂,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奕訢建议在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1862年同文馆正式招生,众所周知,当时知识分子的正途是科举考试,同文馆被人们讥为“学鬼话”,很少有人报考,第一批入学的仅有10人,张德彝就是其中之一。

同文馆毕业后,张德彝多次以通事(翻译)身份随清廷官员出访欧美,他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几十个年头,后来张德彝将出洋日记编辑成册,依次编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记述了他眼中的西方社会。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人对他们也是如此。游历海外期间,张德彝见识了许多新生事物,在伦敦看到一种奇怪的车子,“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自行车。

1866年4月19日,张德彝到英国军官戈登(此人曾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家作客,见到了一个神奇机器,张称之“铁裁缝”。这个“铁裁缝”其实就是缝纫机,张德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张德彝还把美国总统府译为“白房”,估计这就是“白宫”译名的由来,他在《欧美环游记》说:“朱温逊(美国总统约翰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功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林肯)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围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

天津教案发生后,张德彝随钦差大臣崇厚赴法赔礼道歉。1871年3月,张德彝到巴黎租旅馆,巧遇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起义,他在《随使法国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叛勇(指起义战士)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巴黎)。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阗。”对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的情况,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涉及:“其被获叛勇二万馀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作为一名中国官员,张德彝对于此次起义的背景和意义可能不太理解,但从其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巴黎公社战士还是抱有同情心理的。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官”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翻译人才和外交官,张德彝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令人诧异的是,张终生以“舌人”(翻译)自居,认为自己不是科举出身,终属“不学无术之流”,以至于晚年嘱咐儿孙务必要读圣贤经书,走科举正道。

辜鸿铭:张之洞的洋文案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官”

清末民初有一位怪才辜鸿铭,他曾担任过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洋文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文秘书。

辜鸿铭出生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即现在的槟榔屿。辜鸿铭父亲是个华侨,原籍福建,当时为英国人布朗经营橡胶园。布朗夫妇没有孩子,他们将辜鸿铭收为养子。

布朗夫妇家境优裕,辜鸿铭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1873年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87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随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专业。1880年,辜鸿铭返回威尔斯王子岛,在当地殖民政府任职。

辜鸿铭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和拉丁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由衷地称赞他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德国作家帕凯也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辜鸿铭曾在德国人举办的聚会上,用德语即兴发表了一段精彩演说,赢得全场的一片惊呼和掌声。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船上与几位诋毁中国的外国人舌战,引起了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注意。后来杨玉书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极力推荐,辜鸿铭由此进入张之洞幕中,处理对外事务。

上任伊始,辜鸿铭看到外国公文中称中国货为“土货”,非常气愤,认为有蔑视之意,立即将其改为 “中国货”。几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行,当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经常引发外交纠纷,辜鸿铭于是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将教案的原因、由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说得明明白白,转载此文的英国《泰晤士报》怀疑此文作者并非中国人,因为“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跟随张之洞期间,辜鸿铭将《大学》《中庸》和《论语》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他还协助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辜鸿铭订阅了上百种国外报刊,遇到新鲜事物必向张之洞逐句讲解,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文史学家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这样评价:“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先生(辜鸿铭)建议,梁(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张之洞)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

1907年,辜鸿铭随张之洞进京任职,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1910年,辜鸿铭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1915年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

民国后,辜鸿铭的思想日趋保守,据周作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期间不仅自己留着辫子,就连他的车夫也是如此打扮,被同仁和学生视为怪物。辜鸿铭自幼在国外成长,受的也是正统的西方教育,他的这种转变,不知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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