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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毛泽东批陶铸:邓小平介绍过来的 不老实

日期:2018-09-21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文革毛泽东批陶铸:邓小平介绍过来的 不老实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3年至1937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抗战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

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认为,陶铸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长期在地方工作,与刘少奇、邓小平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陶铸敢讲话,用他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以贯彻自己的思想。

陶铸履新后,毛泽东把许多重要权力交给了他。他分管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出版总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同时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不但分管的范围广,权力大,而且分管的部门,多为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波及的文化、教育、理论、宣传部门。

1966年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4日抵京后,便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性格的政治环境,身不由己地被推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陶铸进京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配发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于是,全国各地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就掀起以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状态。

在中共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严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还正在全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中央便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协助学校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然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康生以及“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等人却主张不派工作组,认为派工作组只能支持右派。对此,双方僵持不下。在这个问题上,陶铸是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认为派工作组对正确引导运动有利。毛泽东的本意是不赞成派工作组,见陶铸也主张派工作组,便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陶铸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们认为,陶铸一到中央就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是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后来,众所周知,派工作组的问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刘小奇、邓小平的“一大罪状”。

1966年6月下旬之后的一段时间,北京一些高校屡屡发生了工作组与造反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江青、陈伯达、康生则趁机在学生中进行挑拨,并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而在如何看待和处理工作组和学生对立的这些事件的问题上,陶铸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观点保持一致。陶铸还指示他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写一篇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认为陶铸这是和刘、邓一起镇压学生。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同时又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的顾问。陶铸这个“顾问”,实际地位和权力都大于其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陈伯达。“中央文革”是负责指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枢,而这场运动的重点恰恰都是陶铸所分管的部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明显下降,尤其是刘少奇从中央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在这种情势下,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上的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一定要设法补上。新华社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即把邓小平的头部移到了陈毅的身段上。不久,这次“换头术事件”即见诸传单、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此攻击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紧接着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的问题上,陶铸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陶铸并不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但他认为此举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陶铸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了两篇这方面的社论。他的这种做法遭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

毛泽东是坚决支持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光是学生搞不行。他曾对“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讲,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他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仅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陶铸坚持那样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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