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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守城术:至高境界为“反其道而行之”

日期:2017-09-23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21辑,原标题为“金城汤池——中国古代的守城术”

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目前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今天我们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今天,当我们从“术”的角度,细细梳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守城”技术、理念和经验等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在重新认知这些繁杂的机关、精妙的设计、丰富的战术时,除却折服古人的无穷智慧外,在那遥远时空里,也许还会隐隐约约听到祖先的一声幽叹。

一、古代城池的建筑特点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407~425年在位)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军要求非常严格,近乎残酷,修建好的城墙,他命人以铁锥检验,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六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完全可以和现代水泥相媲美。

当然,这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譬如当安史之乱,李光弼镇守太原时,叛将史思明的大军将至,如果要对方圆40里的太原城进行加固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一边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一边命人将挖掘的壕土做成几十万个土砖坯,命令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破坏,就用土坯补上。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这符合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 ,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闉阇”,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

今天,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正阳门,可以依稀一睹当年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雄伟风采。正阳门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明朝正统四年(1439),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均是中国乃至世界“城门”中最为高大雄伟的城楼和箭楼。

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却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当然也与城址的地理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依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古代战争史上,以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为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钓鱼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祐三年(1243)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治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钓鱼城依山为垒,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宛如金城汤池。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还有良田沃土,豁然千亩。粮草充足、水源无忧,加上指挥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军纵是骁勇无比,也只能望城兴叹,束手无策。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飞丸击中,命丧黄泉。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蒙哥之弟忽必烈和进攻漳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班师,蒙古贵族集团遂即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竖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如果说蒙哥汗命丧钓鱼城,还有偶然的巧合因素,那么钓鱼城军民一心,仅凭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坚持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的光荣历程,自然不能用“幸运”二字简单地加以概括。除却“人”的因素外,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以此为基础的山城防御体系,其功也莫大焉。

另一个则是襄阳城。襄阳城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其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也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宋军队在襄阳依据有利地形,设立了“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的坚固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蒙古人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后,历经五年的围困,才最终拔掉了这根眼中钉、心头刺。南宋襄阳守军能够坚持这样漫长时间的抵抗,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在于城防的特殊地理位置。

对于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几乎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而言,却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甚至赔上了一位大汗,教训和刺激不可谓不深。此也使得蒙古人对于城池,特别是最后归顺的南方城池,有着一种特别的反感。元世祖忽必烈,也就是蒙哥汗的弟弟,在征服南宋后不久,就“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开始有计划地拆毁淮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的城墙。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获免,如江西的隆兴城由于滨西江,基于防洪的需要,城墙得以“姑存之”。元代陈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云:“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毁掉还不让重修,可见毁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泄愤,而是希望一劳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区的防御能力。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由于义军揭竿而起,四处攻掠,各地形势危急。由于没有城墙,这些城市很难抵御反抗军的进攻,随着攻守形势的转化,元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开始了另一轮的历史重复。

二、古代城防的防护器械

《武经总要》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也。”也就说,周密部署,积极防御,方是王道。好在中国古人善于总结和积累经验,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城防“操作宝典”,并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式”装备系统。

一类是阻滞实施。护城壕外,一般设有三四道人工障碍,主要有蒺蔾、鹿角木、陷马坑、拒马枪等,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敌军,特别是骑兵部队近前。

蒺蔾有木蒺蔾和铁蒺蔾之分。木蒺蔾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果实外壳有坚硬的刺,古时作战常常就地取材,将它收集后洒于敌军必经之路,用以刺伤敌军人马脚部。铁蒺蔾自然是人工打造的“仿生”武器,具有同样的功能,不过更结实,且能循环使用。《墨子》一书中,就多次提到蒺藜的用途,指出除了在城内要储存外,在地道的进出口和门户都应设置,以防止敌人偷袭。与铁蒺藜相似的还有铁菱角,主要是部署在水较浅的壕沟,或是近城的溪流塘陂,以防止敌军涉渡。

鹿角木是状似鹿角的木料障碍物,分为树枝类与树干类两种,长达数尺,其中一端插入土中一尺多,其目的也主要是用于阻挡骑兵,有点像近现代战争中布防常用的铁丝网。这种阻滞装备发明于汉代三国时期魏军曾大量运用于守城。用来迟滞敌军骑兵的行动还有陷马坑,一般设置在敌人通行的道路和城门的内外两侧,呈巨字形或亚字形排列,坑中底部布满削尖并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坑上以刍草或种草苗覆盖,藉以欺敌。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机桥的陷阱装置,主要是部署在壕沟上,平时与正常的便桥无异,但当有敌军攻城时,则可将栝木取下,敌军一践踏桥面,桥就立刻翻覆。

另一类是防守武器。如果说上述阻滞设施只是守城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防线自然是对付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攻城(即墨子所云的蛾傅,或孙子云的蚁附)的城头防守。其中应用最早也最多的防守武器应该是檑具。早在《周礼·秋官·职金》疏中就有“雷,守城捍御之具”的相关记载。

擂具是在一根巨大的木柱上钉上尖锐的逆须钉,然后通过重力投掷产生杀伤力的防守武器。除了木檑,还有砖檑和泥檑,主要是在城中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的木檑替代品,杀伤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到了宋代,古人又发明了可重复使用的回收型檑木,主要有车脚檑和夜叉檑两种。车脚檑是自城上立一个绞车,然后以车轮作为檑具,投掷后再以绞车收回。而夜叉檑(又称留客住)的设计又要巧妙许多,在檑木的两端装有轮子,虽然同样依靠城上的绞车施放,但因为极大地减少了逆须钉和城墙摩擦时的阻力,回收速度加快,自然作战效率要提高许多。

与擂具功能相类似的还有一种称作“狼牙拍”的防守武器。根据《武经总要》记载,狼牙拍是在一块长五尺(1.57米)、宽四尺五寸(1.41米)、厚三寸(0.09米)的榆木板上钉满长五寸、重六两的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四面各装上一刀刃,以加强杀伤力。敌军攻城时,守城士兵用两组绳子将拍面举起与城墙垂直,待到敌军攀爬到拍面下方时,突然放下,以产生最致命的杀伤力。而针对敌军攻城用的轒辒(又称木驴车,四轮车上立木架,蒙以牛皮,下可容10人,犹如古代木制装甲车),守城士兵则会用一种称为铁撞木的武器进行破坏。铁撞木是木身铁首,铁首由六个铁锋组成,每个铁锋长一尺(约30厘米),状似一颗大狼牙铁钉。通过巨大的撞击力,破坏攻城车辆的顶部,然后再投掷以火箭,燃烧破坏。

针对攻城士兵的还有一款颇有意思的进攻型防守武器,即所谓的“飞钩”,又名“铁鸮”。它是由一个锋利的铁钩和一段长长的铁链组成。因为攻城的敌军士兵头戴铁盔,身穿铁甲,往往行动不便,加上担心矢石攻击,不敢抬头,所以守城军士趁着机会,抛下飞钩,钩住盔甲,犹如钓鱼一般,将敌军半悬空中,任由守城一方痛击。

此外,守城士兵还拥有其他种类繁多的单兵作战武器,如拐突枪、抓枪、拐刃枪、叉竿等。考虑到守城战的特殊性,这些守城武器与野战武器大为不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长,一般都在七八米左右。有些武器还需要特别设计,譬如一种叫剉子斧的武器,和一般“直柄直刀”的斧头不同,而是采用“直柄横刀”的方式,主要是用于钩刺攻城人或铲砍攀城人之手。而单兵使用的防御盾牌也有所不同,一般有木立牌和竹立牌之分,两者型制相近,都是又高又大,并附有拐子(支撑架),以便士兵腾出手来,在盾牌后发起攻击。与木立牌相比,竹立牌的防御力更佳,它是将厚竹条用牛皮条编缀而成,甚至整个盾牌都会覆上牛皮,特别坚固,在有敌情顾虑下,士兵巡视城墙或驻扎战棚时,可以用它来防御火炮火箭的袭击。除却这些制式装备外,石灰、沙子、火油,甚至开水也都是必备的防守类攻击武器,虽然杀伤力有限,但也能起到烟幕弹、燃烧弹,甚至毒气弹的效力,以达到扰乱敌军、掩护进攻的作用。

再一类是防护设施。因为攻城的军队除却采用人海攻势外,往往还会采用三种方式辅助进攻:一是石攻,二是火攻,三是土攻。石砲车是攻城的重型武器,对城墙有着巨大的破坏力,针对此,守城部队往往采用一种被称作“累答”的防护用具。累答是由粗麻绳紧密编成细密的软帘,表面涂泥浆层防火,然后悬挂于城楼、女墙、望楼外面,以防护墙垛,使其免为飞石所破。

攻城部队也常常利用砲车往城里投掷燃烧弹,因此城墙上的防火措施也非常重要。墨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强调“涂泥防火”和“多备水具”。大概他那个时代地下水浅(地下三尺即见水),容易打的缘故,他甚至要求每一百步挖一口井,以备之需。到了宋代,城墙消防主要采用水袋的形式。《武经总要》要求一座城门必须配置两具水袋。水袋系用牛马杂畜的皮毛制成,一般可以贮水三四石,出水口是一根中间打通,长约一丈的粗径竹竿,权当消防水管。另外,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能将水推压喷洒的唧筒,遇到城上的城楼或战棚失火,以三至五人为一组,立刻提起水袋灌救,颇有效率。如果敌军在城下起火,则用一种用猪或牛的胞衣特制的水囊,投掷火中,囊破水出。如果是遇到油性的燃烧物,守军还会采用一种大型的麻搭(类似现代拖把)沾泥浆来灭火。

而攻城部队最惯用的伎俩,则是挖掘地道攻城,往往令守城部队防不胜防。不过,早在墨子时代,已经找到相应的破解之法。其具体方法是在城内的各方先掘好深二丈(6.26米)的洞穴,然后选择耳力好的军士待在洞中,然后取一个新的瓮盖在洞顶,只要敌人在数百步(一步相当于1.57米)之内活动,洞中的军士就可以藉由声音来判断敌军的方位,然后再利用风扇车迅速地将毒药、浓烟或石灰粉吹向敌军方向。同时也可以在敌方地道方向预凿地道,两旁横向凿洞,隐藏伏兵,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地洞中的敌军一一杀死。

当然,在实际战争中,无论军力,还是士气,攻城一方往往处于强势主动地位,守城一方必须因敌设防,机动灵活地将“守城术”加以创造性地运用,遇贼杀贼,见招拆招,方能取得守方的胜利。

发生在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的玉壁之战,便是经典的防守案例。当时,东魏丞相高欢领重兵进攻西魏的玉壁城,昼夜不停,守城将领韦孝宽则随机应变,竭力抗御。东魏军先是在城南筑土山,欲居高临下攻城,而韦孝宽则针锋相对地加高城楼,并始终高于敌军土山,同时多备战具,展开积极防御,终使东魏军不能得逞,气得东魏统帅高欢大叫:“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遂后他改变攻城战术,采用“孤虚法”,一边集中兵力攻击北城,昼夜不息,一边在城南秘密挖掘10条地道。韦孝宽得知情报后,便命令守城兵士挖掘长沟,切断东魏军的地道,并派兵驻守,待东魏军挖至深沟时,顺手将其一一擒杀。此外,他还在沟外堆积木柴,备好火种,发现东魏军在地道中潜伏,便将木柴塞进地道,投火燃烧,并借助牛皮囊鼓风,烈火浓烟,把地道中的东魏士卒烧得是焦头烂额,惨不忍睹。高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命人制造“攻车”,撞击城墙,所到之处,莫不摧毁。韦孝宽见状,采用以弱克刚的办法,命人用布匹做成帐幔,然后随其所向张开,攻车撞之,布受力悬空,冲击力顿时消解干净,城墙丝毫无损。

韦孝宽是一名聪明的将军,可高欢也非等闲之辈。他命东魏军把干燥的松枝、麻秆绑到长杆上,灌以膏油燃火,去焚烧帐幔,企图连玉壁城楼一起焚毁。韦孝宽则随机应变,命军士把锐利的钩刀绑到长杆上,等火杆攻击时,即举起钩刀割之,把正点燃的松枝、麻秆全部割掉。屡战屡败的高欢也毫不气馁,又转用地道法,命攻城士兵在城四周挖掘地道20条,用木柱支撑,然后以油灌柱,放火烧断木柱,使城墙崩塌。但韦孝宽早有准备,城墙崩塌处又及时用栅栏堵住,使东魏军无法攻入城内。高欢率兵攻城50天,士卒伤亡7万人,精疲力竭,用尽心机,仍未攻克,只好恨恨撤军。

其实,守城的办法,如果只有“见招拆招”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仍然在消极防御的范畴。守城术的至高境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胆大心细地采用“非常规”的办法。譬如唐时李光弼率领的“太原保卫战”,其中采用的一些“土行孙”的手段,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讲,挖地道都是攻城一方的行为,李光弼却不以为然。他派人主动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待叛军在城外叫骂挑战时,派唐军冷不防地将其拖入地道,然后拉至城上斩首。从此吓得叛军胆战心惊,走路时都要低头看地。而当叛军用云梯和筑土山的方法攻城时,李光弼又逆向思维,命唐军在城下事先挖好地道,使叛军靠近城墙时,陡然塌陷,反将其统统活埋。不知何故,李光弼特别偏爱“地道战”,并将这种战争艺术演绎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最令人叫绝的一次,他先是以诈降手段,与叛军约期出城投降,然后暗地派人挖掘地道直至叛军军营之下,先以撑木支顶。到了约定之日,李光弼派部将率数千人出城伪降,叛军不知有诈,正在调动出营时,突然营中地陷,死千余人,顿时一片慌乱。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歼灭叛军万余名。大概也正是这种神出鬼没、没有“章法”的守城术,彻底让叛军崩溃,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三、古代城防的重型武器

在守城战中,作为远射武器,除却一般意义上的弓和弩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重型武器,不能不提。一种是巨型床弩。这种床弩为增加发射的力道,都是以复合弓来提供足够的弹力。这些床弩的发射机制和个人型所使用的弩机不同,一般是以槌子来敲移“牙发”,使弦脱离,进而带动弩箭。床弩一次发射数十箭,对于敌人的密集攻击具有很大的伤害力。中国古代城池基本都设有弩台,便是放置这种大型弩机用的。宋代时常用的三弓床子弩,张时需用士兵数十人架床,最远可及三百步。

另一种便是炮车。火药发明之前,所谓的“炮车”指的是投石车。《武经总要》曾提到:“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投石器的原理很简单,通过杠杆的作用,一边置放炮石,一边是由多条拽索组成,运行时,通过多个士兵抓住拽索,一起猛然发力,将另一端的炮石反弹出去。这些炮中大多数都以“梢”的数量作为名称。“梢”是指炮杆的组成结构,若为一支炮杆则称为单梢炮,五支则称为五梢炮。复合组成的炮杆弹力较佳,容易将炮石投掷更远处。单梢炮炮石一般有两斤重,需要40名拽手拉动,可抛至50至80步(78.25~125.2米)远。

后来陆续出现的炮身愈来愈大,性能也愈来愈佳。譬如七梢炮的炮石达90斤重,需要250名拽手,最远射程可达90步(140.85米)。不过,这个射程的数据有些存疑,以单梢炮射程为例,《武经总要》提到是50~80步,但在《襄阳守城录》的实战记录中,却可以达到250步(391.25米),相差三至五倍之多。也许是技术改进或者别的什么缘故吧。不管如何,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石炮的威力已经相当可观了。在钓鱼城保卫战中,宋军的多梢炮曾经让仰攻的蒙古军吃了不少苦头,大汗蒙哥就是被石炮砸死的。不过,按明朝正德《四川志·钓鱼城记》的记载,言其是“中炮风而死”的。所谓炮风,大约是受到炮击的震动,跌倒中风后死亡。如果真是如此,可以想见此炮发射时是何等惊天动地。

这种石炮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有威力的守城装备,同时也是最具杀伤力的攻城武器。在靖康年间的第二次东京保卫战时,安放在封丘门外的数百座大炮来不及撤进城内,“遂为金人所得”,成为他们攻城之具。可以说,靖康之难的最大转折点,便是这些“超级武器”的易手,防攻力量旋及产生了扭转,东京城破已是不可避免。

炮石车的巨大威力也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特别是面对中原高大坚固的城防时,蒙古人逐渐意识到,只有“超级巨炮”才能撼动所谓的“金城汤池”。于是,在围困襄阳城,面对久攻不破的尴尬局面时,蒙古人从西域引进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机(俗称“回回炮”)。此炮发射的炮弹重达150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这种可怕的大炮,让坚守五年的襄阳军民守城意志迅速崩溃,久攻不克的坚城迅速落入蒙古手中。此后,这种被称作“襄阳炮”的重型武器,遂成为蒙古人在欧洲、中亚等各地攻城略地的必备利器。

随着火药的发明,特别是其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火炮的发展日新月异,城池防守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型火炮愈来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攻守哪一方面,谁的火器占据优势,谁便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譬如在明末的宁远保卫战中,明军城上的十一门红夷大炮便立下了汗马功劳。红夷大炮质地上乘,在宁远三日血战中,不停地向城下轰击,周而不停,每炮打出,死伤无算,杀伤数里,终于止住满人的疯狂进攻,转危为安。

那么,当战争发展当火炮唱主角时,特别是攻城一方火力强大,占据炮火优势时,守方是否就必败无疑呢?其实也不尽然。以1653年海澄之战为例,当时清军数百门大小铳炮不分昼夜地发射,轰向郑军的阵地。郑成功便命令将士挖地窖藏身,待敌人登城时,再钻出地窖继续作战,并最终取得守城的胜利。这一战役中,郑军所挖的地窖,相当于近代战场所常见的散兵坑或掩体。在后来清军的大小金川战役时,藏军方面也是采用这种挖土坑的办法,消解了清军的火力优势。战后清军大将阿桂在《平定两金川方略》中感叹道“所掘地窖坚厚深曲,竟同鼠穴,炮子实有不同直透之处”。看来,有时候土办法反而是最有效的办法。

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苏核袭击的威胁,按照毛主席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备工作指导方针,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修筑国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的高潮。“深挖洞”虽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从城市人防的角度来看,却是科学、合理的办法,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器的大量运用,冷兵器时代已经不开避免要拉上维幕时,中国却依然固守,并痴迷于冷兵器时代的城防。城墙的规制和建设,依然与两千多年前并无二致。而那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敏锐意识到在火炮时代,城池堡垒的传统防卫手段已经毫无意义,于是纷纷降低城墙高度,甚至完全拆解,以便把火炮效力发挥到极致,并专心发展火器,积极研究新的军事防御理论。

然而,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却在一个军事的高峰期突然止步不前,转而在高高大大的城墙里,寻求他们的安全感。如果说他们不注意火炮的运用也不对。以清末北京城的城防为例,仅正阳门上就架有大城炮八门、制胜炮三门、神威炮九门、铁心铜炮四门、神机神枢炮一百零九门。更何况,北京的每座城楼前都有立有雄伟的箭楼,以及气势恢宏的瓮城,而且全部城墙由青砖砌成,高大坚固。如果说当时的北京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一点也不为过。可是,1900年8月14日,仅由18000余名士兵组成的八国联军,用了一天的时间便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北京城。我们且不评论当时清廷的无能和软弱,仅是从纯粹的军事防御角度分析,这座城也丢得太过莫名其妙。当时守卫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拳民达40万之多,而且火器配备也丝毫不差。当时在城内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在日记里写道:“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当时有一位目击的美国人也说“中国枪弹亦甚猛烈”。而在联军冲开天安门,向皇城的第二道城门进攻时,也曾“遭到城墙上、城楼上猛烈火力的攻击”。然而中国人的火枪再猛烈,也好像放鞭炮似的,热闹过后,人跑了,城丢了。据战后统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联军伤亡400余人,清军战死640人。这样的低伤亡率,自然令联军分外庆幸。可对中国人而言呢?难道40万大军,只有区区600余名忠魂吗?最先攻入北京城的美军第14步兵团的某连队也便被“美誉”为“悠闲连队”(Easy Company),是啊,so easy!

15年后,已经是民国的时代,为了改善内外城交通,民国政府拆掉了正阳门的瓮城,改建了正阳门箭楼,并特地委托德国人罗斯克·卡尔设计,添建了水泥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另外还在月墙断面上增加了西洋图案花饰。

这是精彩的一笔,也是意味深长的一笔。漂亮雄伟的箭楼既然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那就不妨放下架子,甘心变作一座城市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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