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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德国人如何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日期:2017-11-01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自1945年以来,各种类型的“二战记忆”轮番上演,至今仍未停止。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而言,二战记忆的各种用途,实际上为人们理解一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框架中,本文试图勾勒德国二战记忆的变迁历程,从中概括其作为战败国所做出的反省努力,并进一步指出它仍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二战时德国人如何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二战中的德国军人

受害者意识转向加害者意识

二战后初期,在遭受过盟军空袭的城镇居民和因德波、苏波边界变动而“被驱逐者”看来,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在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到处都出现了纪念“战争受害者”的碑石。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教科书中。人们闭口不谈其他受害者的命运,相反,“恢复正常状态”反而成为阿登纳政府对内大赦立法的心理基础。

不过,阿登纳政府在对外赔偿方面却不遗余力——这自然是同冷战开启后联邦德国必须把自己同美国绑在一起,进而不得不推行特殊的以色列政策,特别是赔偿举措相关。这一点恰恰在无形中增添了德国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这样一种政府表态到1970年勃兰特下跪时,成为强化“加害者”身份的催化剂,即使当时该举动在德国社会仍然存在争议。到1990年代,当科尔政府以及一部分右翼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再统一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来告别过去时,一些公众历史学家却挺身而出,不断地冲击德国社会长期以来残余存在的各类神话,特别是所谓“清白武装部队神话”,即纳粹时期的军队是无辜的。1995—2000年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一场图片展,便以上述神话为目标,强调军人在东线执行了一场“种族灭绝战”,从而扯掉了德国人的最后一张“遮羞布”。正因如此,到20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70周年之际,德国政府的认罪立场十分清晰,如默克尔在5月探访达豪集中营所言:“德国在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罪责不可否认与遗忘……德国永远不再重走战争道路。”

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不断得到增强

1963年,伴随法兰克福审判和以色列公审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艾希曼,“奥斯维辛”被不断暴露在公众面前,尤其引发一批知识分子在哲学层面上的反思,其中特别出名的是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讨论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语直指现代性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奥斯维辛”的哲学意味变得极为浓厚,甚至一下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1979年美国连续剧《大屠杀》播放后,“奥斯维辛”进一步成为流行话语。德国人用该词来指代“犹太大屠杀”。

“奥斯维辛”的符号化进一步体现在1995年二战胜利结束50周年之后。首先是德国国会议长提议把1月27日设立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随后到2005年1月27日又上升为联合国确立的“犹太大屠杀纪念日”。“奥斯维辛”成为德国与国际共同记忆的对象。不过,很显然,“奥斯维辛”的屠犹意义被过分渲染了,其他受害者群体被淹没在它的符号意义之下,并没有得到相应尊重,特别是不少受害者其实拥有着多重身份,如“身为共产党员的波兰犹太人”便蕴含着种族、国籍和意识形态三种认同。然而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1999年有关在柏林市中心建设“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争议,最终仍然以强化“奥斯维辛”这一符号的结果而告终。由此,“奥斯维辛”成为柏林乃至德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得到凸显

二战记忆既是私人化的,更属于国家事务。联邦德国官方清楚认识到,二战记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发挥政治功效。试以几例来说明。

第一,5月8日作为整合民众的记忆对象得到确立。二战后,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确立哪一个日子来作为二战纪念日?是5月8日投降日,还是9月1日发动战争日?各种争议直到1985年5月8日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着名演讲时才偃旗息鼓。他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对胜利的庆祝,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视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保护了指向一个更好未来之希望的萌芽。”这一天至今仍是德国的国定假日。

第二,联邦德国十分清楚二战记忆是和解的前提。二战后,德法和解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这一历史进程当然发生在众多现实压力之下,例如冷战氛围以及欧洲颓势,但它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在二战记忆塑造中的积极角色。正如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所坦言的那样,“对过去的清算是和解前提”。

第三,二战记忆也需要为德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服务。尽管德国是战败国,它也对外确认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形象,但这并不等同于它否认纳粹时期“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在最近20年中,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德国社会对二战的认识。学术界当然清楚这场刺杀案背后的曲折问题,例如刺杀者并不完全是所谓“和平派”,更多反映的是军方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等。但对政府而言,该事件却能呈现“另一个德国”的模样,以便为当代以及未来青年一代提供更为积极的二战记忆。

第四,二战教育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环节。历史教育从来都是延续记忆的根本方式。作为二战记忆的传授媒介,历史教科书承担着主要职责。在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内容以及正向的历史反思内容,已经占据了主要篇幅。相应的问题设计或文献阅读,也大多沿循批判性思维,例如讨论纳粹屠犹背后的种族观念之问题等。

与此相关,有关二战的纪念仪式近来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即便它与一战的纪念仪式并不能同日而语。在二战纪念仪式中,“哀悼逝者”和“祈祷和平”是主旋律。通常二战教育的场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纪念场馆,特别是如集中营一类的罪恶之地。根据现行的历史教育课程标准,德国的中小学生都必须在学习期间访问附近的集中营,体会纳粹受害者的境遇,从中深刻反思德国作为加害者所犯下的罪责。

更为重要的记忆传授手段恐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二战提示。例如在大小建筑物墙面上挂上一块小牌子,上面书写着“XXX在X年X月X日英勇抗击纳粹分子而献身”,等等。即便在繁华的柏林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上,人们也能看到这种记忆卡片。

二战记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上述各个维度不是相互脱节、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颇为紧密的逻辑联系。正因为德国从官方角度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受害者意识向加害者意识的转变,才促成了“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得以增强。“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正是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之体现,因为它人为地把一个受害者群体凸显为主要记忆对象,并由此主导了联邦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特殊外交立场。为了延续这种外交立场,二战教育自然是不可缺失的手段。正因如此,即便在当代,德国的二战记忆仍然多少存在着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战争虽已结束了70年,但记忆的战争却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在国内,官方记忆的形塑并未阻止集体记忆之间的斗争不断延续,特别是极右翼分子以“爱国主义”之名发动的各种挑战,如在“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中所展示的那样,一大批右翼分子打着“不要污蔑我们的父辈”这样的旗号,在慕尼黑、不莱梅等大城市中心游行,甚至用炸弹破坏展览场馆;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德国罪责并没有因其二战记忆的正面性而受到遗忘,相反,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希腊便提出了要求德国首先归还二战赔偿的要求,从而揭露了德国在战争赔偿方面未曾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问题之二:德国二战记忆存在着严重的欧洲中心色彩,缺乏对二战其他战场及战胜国的关注。中国战场上的牺牲情况,基本未被德国人关注过,甚至在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毫无记载。进一步而言,在有关二战教训的总结上,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倒是被视作“犹太大屠杀”的同类事件,得到记载与凸显,因为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在技术现代化的同时为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威胁”。然而有关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前因后果缺少明确说明,以至于德国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或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进而把日本视作二战受害者。从历史真实性而言,这一点无疑是贻笑大方的。

总之,二战虽已过去,但又以记忆的形式鲜活地存在于当下。二战记忆因时因人的变迁,反映的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诡谲多变的政治格局之变动。德国的二战记忆是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值得进一步观察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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