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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作战:日本最大规模的陆军攻势

日期:2018-11-11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一号作战规模空前,日军投入了其中国派遣军80%的兵力

1943年夏秋之际,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日军呈节节败退之势,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日本担心本土与南方的海上运输被切断,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拥有稳固的立足点,以利进行长期战争,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打通大陆交通线。

同年秋,以中国大陆为基地的美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在台湾新竹的机场,使日本感到威胁,以此为导火索,日本军方于1944年1月初制定《指导一号作战的基本方针》,其战略目的可以概括为:歼灭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其空袭日本本土;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给予国民党主力军以重大打击,粉碎国民政府继续作战的企图。①日本将一号作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京汉作战,中方称为豫中会战,后一阶段为湘桂作战,中方称为长衡会战及桂柳会战。

日军对于此次战役十分重视,在发动进攻前的四五个月,不仅修复铁路,赶修黄河铁桥,还将中国派遣军80%的兵力投入至此次作战中,使之成为日本陆军史上投入作战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兵力约51万人,马匹约10万匹,火炮1550门,汽车约1.555万辆。②整场战役战线纵贯1500公里,日军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和贵州发起攻势,国军遭遇武汉会战后的一次最大败绩,2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蒋介石自称:“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③

一号作战中,使用92式重机枪的日军一号作战中,使用92式重机枪的日军

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绩,有四大最主要原因,情报不确影响最深

此役,国军之表现曾被批评为“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但这种评价,实际上并非国军战败的主因。具体来说,国军此番败绩,主要有如下因素:

首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是在极度保密的措施下完成的,并有意使国军判断错误。

一来,日方强调消灭美国航空基地的作战,隐蔽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致使国军在豫中会战时,即使已经获得日军即将发起进攻的情报,仍认为此乃日军为牵制国军而放出的谣言,因此未能及时备战,并将一度封锁的河口重新开放,给了日军可乘之机。④二来,日军“在作战计划中,采取了歼灭当前重庆军以攻占要地的歼灭战略”,⑤妄图“使敌人(指国军)误以为将实施重庆作战(五号作战)”。⑥

当然,国民政府对日军的行动,也并非毫无预估。1944年3月,日军进攻之前,蒋介石料到日军因长江运输遭到美空军的阻碍,必定会在上半年内打通平汉路,⑦国民党方面制定了“平汉线作战计划”作为因应。但蒋介石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的野心不止打通平汉路,居然把河南、湖南、广西三省也列入了目标。因此,这个“平汉线作战计划”,显然不足以应付日军。对此,蒋介石事后,也曾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情报研判失误,向国人作了深刻检讨:

“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连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因此我们不能不改变战略,……平原地带的部队,一律撤退到嵩山山脉,另定部署,再与敌军作战。”(《一年来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报告》,1944年9月16日)

其次,国民政府对日军出动的兵力规模估计不足。

一号作战,日军总共出动50万大军,规模之大,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前所未见。以长衡会战来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计划采用“天炉战法”,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据点,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迟滞其前进,将其诱至决战地区实施歼灭。但是,由于对日军的作战规模没有准确估计,导致其兵力投入不充分,难以实现上述作战计划。⑧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在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时说:“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⑨1943年8月底,蒋介石已观察到同盟国已将世界战局扭转,预测日本和德国不出一年都会战败,故对日军会开展一场比抗战初期的淞沪、武汉会战更大规模的战役,缺乏心理准备。⑩

再次,国际制约对国军作战也造成一定影响。

这种制约主要源自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有这样的控诉:“缅甸战事一见困难,史迪威即向予施用种种压力要求增兵。……正如予所预料,日本乘我北缅出兵之时,对于豫湘两省猛加攻击,中国国内各战场因北缅作战之故,既乏军械之补充,又缺驼峰空运之接济,而其所受日军压力更六倍于北缅之遭遇,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然史迪威对于东战场毫不为意,当各该地危急时,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故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⑾因史迪威拒绝提供油料给第十四航空队去援助衡阳的中国守军,陈纳德曾于1944年7月14日无奈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人在衡阳丧失了锐气,总司令(蒋介石)业已下令反攻。然而,就在我们对中国人的空中支援应该加强之时,我们自己的东方供应线却崩溃了(隐指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拒不发放)。”

上述因素之外,国军自身的腐败,也不容忽视。

其一,国军高级将领意见不一,各行其是,指挥难以贯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水火不相容,对河南战事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其二,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国军士兵待遇很差,难以改善,以致军纪废弛,斗志低落。军事长官多率军经商乃至走私。其三,军阀问题仍然严重。桂柳会战中,白崇禧在战前,“先把四十六军调出桂林,接着又把一八八师拉出来,无非是保存实力及照顾姻亲(一七五师长甘成城,一八八师长海竞强,和夏、白两人是亲戚)的结果。”(12)

桂柳会战后,桂林城几成废墟桂柳会战后,桂林城几成废墟

此役之衡阳保卫战,第十军战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可谓虽败犹荣

虽有上述败因,但中国军队在一号作战中,仍有可圈可点之表现。最典型者,即衡阳保卫战,它是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最多的城市攻防战。蒋介石曾发愿若衡阳战胜,“必使第十军全体官兵受洗礼,余六十生辰必建立铁十字架于南岳之巅也”,可见其对衡阳之重视。第十军官兵亦誓死守卫衡阳,即便面对日军释放毒气也苦战不退,“完全无视战斗之惨酷与死亡之恐怖,已发挥同仇敌忾与团结精神之最大限。”终至弹尽粮绝,阵地全毁;参加守城的不足17000名将士,有15000余人死伤,可谓伤亡殆尽,虽败犹荣。⒀

总体来说,一号作战确实动摇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以及国际地位。⒁如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即开始重新考虑对重庆中央的效忠。国际舆论也多批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不力。

不过,对日军而言,这场战役虽然规模空前,却也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似的挣扎。日军虽然占领了桂林、柳州等地的空军基地,但对中美空军并未造成致命打击,日本仍无法解除本土遭受轰炸的危机。因诸多铁路、公路在战役中遭到破坏,日军缺乏维修器械,其控制下的平汉、粤汉、湘桂诸条路线从未恢复有效运作,⒂因此物资运输依然难以维持。诚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所感,“打通作战,其利用价值似不太大。”⒃

位于桂林的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纪念塔,纪念桂林保卫战中殉国的国军将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及在七星岩遭日军毒气杀害的800余名国军士兵位于桂林的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纪念塔,纪念桂林保卫战中殉国的国军将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及在七星岩遭日军毒气杀害的800余名国军士兵

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1)河南会战》上,东京:朝云新闻社1966年,第1-69页。②原刚著,刘凤华译:《一号作战——实施前的经过和实施的效果》,第289页,转引自(台湾)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272页。③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转引自王奇生:〈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④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272页。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二 湖南会战 上》,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⑥引自一号作战附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一号作战(二)湖南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第59页。⑦《胡宗南日记》,1944年3月12日,国史馆藏影像档,转引自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272页。⑧王奇生:〈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⑨同上,第295页。⑩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⑾杨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宋矛盾〉,《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华文出版社2010年。⑿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278页。冯璜:《我所耳闻目击的桂林防守战》,《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90页。⒀ 范林:《衡阳保卫战历史真相探源——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⒁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台北:天下远见文化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189页。⒂(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二册,第365页。⒃(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一号作战(一)河南会战》,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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