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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有没有说过「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日期:2020-03-12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历史君 阅读:

曹操是否真的说过“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出自《三国演义》。它的原始形态,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的孙盛《杂记》。

图:中华书局版《三国志》第1册正文第5页

陈寿在正文中提及,董卓掌权后,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松之在该句后,补注了三条材料,分别是:

(一)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二)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三)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裴注所引《魏书》,不是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魏书》,而是曹魏时代的官修“国史”(大约成书于曹髦、曹奂时代)。该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王沈,原是曹爽的家臣,曹爽被杀后转投司马氏,被安插在魏帝曹髦身边。曹髦死于司马氏之手,直接导火索就是王沈将曹髦的计划向司马昭告密。时人评价王沈史品不佳,“多为时讳”,常替权臣与豪门粉饰。

《世语》即《魏晋世语》,作者是西晋人郭颁。郭颁字长公,正史无传,做过襄阳令,也做过令史,就是朝廷的史官。据裴松之的描述,《魏晋世语》不是一部讲结构、有条理的史书,而是“全无宫商”,大约是一部类似笔记体、段字体的著作。

《杂记》的作者孙盛是东晋人,做过浏阳令、长沙相等职,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异同杂语》等诸多史书。据《晋书》记载,孙盛是一位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良史,曾因不愿曲笔记叙权臣桓温的枋头之败,而遭桓温以“门户事”(家人性命)相威胁。至于《杂记》具体是指孙盛的哪本著作,是一个仍存在争议、难以定论的问题。

图:曹操像

依据裴松之提供的这三则材料,可以做如下三点保守分析:

(1)曹操杀吕伯奢家人的情节,既入曹魏官修《魏书》,很难否定它的真实。但书中提供的解释——吕伯奢之子欲纠合宾客抢劫曹操,要夺他的马匹和财物,却未必可信。吕伯奢既是曹操“故人”,家中又蓄养着“宾客”,自应是一位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的地方名士。吕家有何必要去抢劫曹操这种“逃归乡里”之人呢?

(2)官修《魏书》记载曹操杀吕伯奢的家人,显示该事件在当时有着相当程度的传播。于曹操而言,主动传播此事并无多少光彩可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吕伯奢乃地方名士,曹操于地方名士家中杀人,酿成了一桩被广泛传播与谈论的“公共事件”(吕伯奢所在的成皋县,属河南尹管辖,恰是一处信息通达之地)。若此事毫无影响,《魏书》似也不必载入。

(3)《世语》写于西晋,《杂记》写于东晋。较之《魏书》,它们对吕伯奢事件的描述多了一个情节——曹操怀疑吕家人要抓自己向朝廷邀功,于是不待确认真假,自己先动了手。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逻辑,也说明曹操因疑心而杀吕伯奢这种说法,至晚在西晋时已有流传。

 

 

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一处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杂记》与《世语》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节的描述基本相同,但《杂记》多了那句著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杂记》的作者是孙盛,而在孙盛所写的另一部史书《魏氏春秋》中,说这句话的人却是司马昭

 

“《魏氏春秋》曰:(郑)小同,高贵乡公(曹髦)时为侍中,尝诣司马文王(司马昭),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

 

大意是:魏帝曹髦身边的官员郑小同,去造访司马昭。司马昭跑去卫生间,有一份秘密文件没有收起来,他回来后问郑小同:你有没有看我的秘密文件?郑小同说:没有。司马昭说: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宁愿我错杀你,也不能冒被你泄密损害的风险。于是拿毒酒杀死了郑小同。

《魏氏春秋》共二十卷,今天已经失传。上面这段记载,见于唐朝章怀太子为《后汉书.郑玄传》所做的注引(郑小同是郑玄之孙)。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记载,也见于裴松之为《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所做的注引,但其中又有微妙的不同。裴的注引是这样的:

 

“魏氏春秋曰: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

 

《魏氏春秋》只有一种。章怀太子的引用中,司马昭说了“宁我负卿,无卿负我”这一丧心病狂之语;裴松之的引用中,只说司马昭犹疑,没有记载这一丧心病狂之语。章怀太子是唐朝人;裴松之虽然生于东晋,但他为《三国志》做注时,东晋已被南朝宋所取代,二人皆不必顾及司马氏的审查。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区别?

这当中的可能性非常多。比如,章怀太子的注引,将曹操与司马昭弄混了;再比如,裴松之依据孙盛的《杂记》认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版权属于曹操,于是在引用孙盛的《魏氏春秋》时,删掉了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但在不否认任何史料真实性的前提下——在没有证据可以否定史料的情况下,寻求能够尽可能包容相关史料的解释,可能是最合宜的解读史料的方式——也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

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是汉末魏晋时期流传于历代权力高层的“黑暗名言”;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则是承袭该名言的变种。孙盛将二者同时记录了下来,是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真的;曹操与司马昭,本就是同一类人。这两句话,代表了魏晋时代之人,对曹操与司马昭个人形象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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