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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 虚构与真实

日期:2018-02-05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大灾,县志只留一笔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问的到底是哪一年?”92岁的姥姥说。

1992年,在《农民日报》工作的刘震云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县魏邱乡李恩村采访。他是应好友钱钢(时任《中国减灾报》编委)之约,为《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写1942年的河南旱灾。

回乡前,钱钢陪刘震云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泡了两天,查阅1942年的旧报纸关于河南旱灾的报道。从发黄的旧报刊上看到这场旱灾报道时,刘震云才知道故乡延津也是当年的重灾区。

刘震云首先采访当时92岁的姥姥。1942年她是长工,给村里的大地主范家种地。问到1942年的旱灾,姥姥却分不清究竟是哪一年。

那一年,延津已被日军侵占,处在伪政权控制下。姥姥也准备去逃荒,但被范家挽留下来。范家存粮多,怕家里长工都逃荒,无人种地。村里没饭吃的穷人,由一个叫毋得安的农民领头,聚集了上千人,拿着大刀、锄头攻占了村里范家小楼,杀猪宰羊,开仓放粮。但没过多久,起了内讧,后来范家小楼失火,毋得安等人被烧死,其他人又去别地寻找大户了。

在家乡的寻访中,刘震云遇到了郭有运老人。当年他领着母亲、老婆和三个孩子逃荒去陕西。上路没多久,母亲病了,为给母亲治病,他卖掉一个小女儿。病没治好,母亲死在黄河边,随便找块竹席包着埋在路边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儿患天花,死在教会办的慈善院里。他和老婆带着儿子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千辛万苦到了陕西,给人种地放羊。老婆嫌生活苦,跟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老人成了电影《一九四二》里范姓地主的原型:一家人上路逃荒,死的死散的散,两百多天后,只剩老东家自己。

在自家麦秸垛前,郭有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十李庄有位姓蔡的老婆婆,1942年她20岁,随父母和两个弟弟向西逃荒。一天晚上全家在路边睡觉,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偷走。后来父母把她卖给人贩子,换钱买粮,保全两个弟弟。人贩子说是把她卖给人当媳妇,结果卖给了妓院。直到1948年,国共交战,她才得以逃出妓院,逃回家乡。

电影当中,卖到妓院的是地主的女儿。妓院管饭,女儿吃得太撑,端盆热水给客人洗脚,却蹲不下去。

和郭有运一样,蔡婆婆现在的家庭,都是后来重新建立的。那五年的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的心底,闭口不提。刘震云的采访翻出旧事,她的儿女们觉得受了伤害,差点把刘震云打一顿。

这场灾荒,在《延津县志》上的记载只有一条:“民国三十一年,旱灾,减收十分之六。延津位于黄河之北,亦是重灾区。”

蝗虫吃了,兵又来吃

一九四二, 虚构与真实

“民国三十一年(1942),地里青绿的麦苗刚刚抽穗,就接连不断地刮起了很大的黄风,有时候空中刚刚堆来一些乌云,却又被一阵南风吹散。从阳历4月到9月,就没有落过浸润土壤一寸深的甘雨。在酷日当空的炎夏,麦苗长到一尺上下就枯黄了。有些田地干裂出深刻的裂纹,使人感觉地球就要破灭,更不能希望她产出粮食。”

这段文字出自《河南文史史料》,作者杨却俗是国民党三青团河南许昌分团的干事长。1942年秋天,杨却俗受河南赈灾委员会许(昌)南(阳)总站的委托,到许昌东邻的鄢陵视察难民的收容工作,站在黄河大堤上,他目睹了大批蝗虫抵达的场景。

秋麦干枯以后,部分地区下了点小雨,农民们还在地里勉强种上耐旱的高粱、红薯。刚刚生长出红米的高粱和爬满地面的红薯,彻底被蝗虫吃掉了。

1942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第七军校召开“前线军粮会议”,会议决定,鉴于旱灾,将河南军粮配额减少为250万石。但事后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却又把250万石改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50斤,每包约合200斤)。

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指派省府军政要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所谓催缴粮食,就是让地方团勇、乡丁住在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花着农民的,最后迫使农民变卖一切东西来购粮缴粮。

到了10月,大批农民逃荒,土地被廉价卖给当地的地主、商人和基层官员。在许昌,两张厚大饼或两竹篮红薯叶就可以换一亩地。没有东西可卖了,只能卖儿卖女。起初一个幼童还能换一斤小麦或几个蒸馍,后来卖孩子的越来越多,孩子没人要了,父母开始白送。杨却俗在《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中写道:许昌南关一对壮年夫妇,孩子饿得奄奄一息,只能把他活埋了。

河南省政府完成了给第一战区筹备军粮的任务。征粮过程中,逼死了无数农民,致使大批农民沦为灾民,逃荒外跑,但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发生了大饥荒。

人吃人是当时的普遍现象。鲁山县城一对夫妇外出乞讨,因天降大雪,阻滞未回。七岁的儿子冒雪出寻,行至白果树村,天色已晚,被保安处通讯连一位排长遇见,把他送到一村民家暂住,并送有馍饭嘱咐暂为保养。四天后,排长再去送馍,未见孩子,后来搜出孩童遗骨衣物,才知这家夫妇因饥饿所迫,将孩童杀食。

一个年逾半百的母亲有二子一女,很长时间揭不开锅,一晚将三岁弱女遗弃道旁,希望有好心人带走,不料被邻人张某拾取煮食。恰巧有人到张家借物,问他在煮什么,张说是狗肉。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大吃一惊。1938-1945年《河南省旱灾救济事项有关文书》的16459号档案,记录了这些惨事。

电影没有办法表现这样残酷的现实,冯小刚说,观众包括自己,对这种景象会有生理上的排斥。

1942年,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30%到50%。中国军官的惯例是,向上级申报的部队人数远远超过实际人数,这样他们可以吃空额、谋私利,甚至还把多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高价卖。”

1942年秋天,河南社会各界推选了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3名代表到重庆说明情况,求粮食救济。杨一峰到了重庆才发现,河南省政府根本就没把灾荒情况如实汇报给行政院。原因是省政府怀疑各县是为了避免多交军粮,谎报灾情。

驻洛阳的将领蒋鼎文向中央报告河南的灾情,结果被国防部长何应钦训斥了一顿,因为报告口径与省政府的报告差别太大,另外灾情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未报,军队报告无效。

蒋鼎文和李培基因此结下梁子。后来,因为河南省拖欠第一战区的军粮,蒋鼎文干脆把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理由是“明明河南缺粮,省主席却向中央报告河南收成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直到河南省补足军粮后,蒋鼎文才下令放人。这与电影《一九四二》中传达出来的,刚好相反。

经过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的呼吁,行政院后来派出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实地勘探灾情。种种压力下,李培基在河南鲁山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承认河南的灾情。

在张溥泉、张厉生召开的灾情座谈会上,李培基给与会官员施加压力:“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张继、张厉生把情况带回重庆后,行政院拨给河南5亿法币贷款赈灾:其中2亿在各地设粥厂,赈济灾民;另外3亿从陕西购粮发放给灾民。

河南的政府官员把这笔钱部分截留,存入银行赚利息,又拿着行政院特批的火车皮贩运私货,发了大财。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先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钱。

当时的粮店老板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农民只能去银行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银行在这个环节也没有放过灾民,他们居然抽取17%的兑换手续费。

发霉的粮食和“泄露机密”罪

电影《一九四二》里,是以《时代》记者白修德的视角,对于《大公报》的社评以及停刊,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在河南饥荒中,不断顶住压力,不停发表报道的还有中国的媒体。

1942年冬天,在河南省印书局工作的李蕤,从洛阳坐火车前往西安出差,目睹灾民遍地的惨相。他把见闻写成《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投给《前锋报》。后来又陆续给《前锋报》写了十多篇逃荒报道。

西安原价185元的面粉,在1943年4月涨到380元。这对逃荒来的河南灾民无疑是雪上加霜。陕西省政府把粮价上涨的罪过推给“河南灾重,粮食输出太多”。而根据李蕤的调查,为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陕西省政府在华阴等地设立了检查站,把河南来的买粮者和粮食一起扣留,既不让他们卖粮食,也不让他们回河南。有的执法人员任意扣留灾民的救命粮,把灾民购买的粮食没收充公。

李蕤的女儿宋致新现在是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她发现《前锋报》对这场大饥荒的记载是最完整的:“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行量7万,停刊后增加到10万,南阳《前锋报》对饥荒的报道篇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但因为它是地方报纸,只在河南国统区发行,发行量7000份,在全国没有产生影响。”

1999年,李蕤去世。在给《光明日报》的文章里,宋致新介绍了父亲当年的报道,郑重指出,在1942年的河南灾荒记录上,“中国记者没有缺席”。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宋致新正在编辑《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一九四二》上映后,宋致新去看了电影,有些遗憾:“电影是感性的艺术作品,只是当年河南灾民真实遭遇的一角。人吃人的现象在电影里没有得到展现,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死亡?死亡能够避免吗?灾荒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直到1943年6月,河南的新麦快成熟,老百姓已经能够吃上饱饭时,1942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拨的贷款,河南省政府从西安购买的赈灾粮才运到洛阳。

当时,这批粮食已经发霉了,各地县不愿意接受。最后省政府下达通知,让各县速去领粮,迟到不领者,霉烂损耗由各县承担。

“确实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我猜想,这是从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泄露出去河南灾民惨遭饿死的消息开始的。”白修德在《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写道,帮助白修德发稿的洛阳电报局发报员,被国民党政府以“泄露机密”为由,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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