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兽林王的改革(3)
再次，消极的和平对峙。尽管高句丽与百济有着三年四战的胶着战事，但在公元377年之后，双方都偃旗息鼓，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直至小兽林王过世，都未再启战端。从文献对四次战役的战况来看，双方之损耗并不惨烈，尚不能对任何一方造成危及国本的局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双方都默认息兵了呢?前文已述，早在公元375年，小兽林王始肇南伐百济，百济就因"年荒不果"而丢失水谷城;在小兽林王第三次南伐百济的同一年，高句丽也出现"冬十月，无雪，雷，民疫"[1]p221的灾情。从同书的其他载记可见，此时乃至后续的几年内，半岛国家悉数遭受自然灾害，史载:百济近仇首王五年(379)，"夏四月，雨土竟日。六年(380)大疫。夏五月，地裂，深五丈，横广三丈，三日乃合。"[1]p296新罗奈勿尼师今二十六年(381)，"春夏旱，年荒民饥。"[1]p36百济近仇首王八年(382)"春，不雨至六月，民饥，至有鬻子者，王出宫谷赎之。"[1]p296想必这便是造成各方势力再无能力相互征伐，转而专心赈济和恢复国内经济，稳定民情和统治的初衷。
小兽林王的年定律猜想2012年7月29日，在集安境内的麻线河内出土了继广开土王碑之后的又一幢高句丽石碑，立刻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关注，这是一通铭刻高句丽守墓烟户制度的石碑，为高句丽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字资料，其碑刻释文中的第七列为"□□□□□□□□自戊□定律教□发令□修复各於"，[7]对于"□自戊□定律"释文学界中众说纷纭，亦引起笔者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对该碑的树立年代及树立者身份的确定，更关乎着高句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认定。碑文中"□□定律"的释读主要形成如下意见:耿铁华、[8]张福有[9]和徐建新[10]等认为"□□定律"当为广开土王十八年的"戊申"年(408);王飞峰则认为应是美川王二十九年的"戊子"年(328);[11]徐德源先生认为是广开土王十九年的"庚戌"年(410)，[12]等等。笔者则认为，该释文当为小兽林王四年的"甲戌"年(374)。从《集安高句丽碑》[7]所刊碑文拓本来看，所谓"自"字更趋近于"甲"，"戊"亦有"戌"之可能，所以笔者亦比较认同徐德源先生的释读，即所谓"自戊□定律"当为"□戌年定律"更为合理，所不同者，是徐德源先生释读的"庚戌"笔者认为是"甲戌"。
据《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三年(373)，"始颁律令"，[1]p221从干支纪年来看，该年为"癸酉"年，并不是"甲戌"(374)年，"甲戌"年当是小兽林王颁布律令的第二年。但是借助"广开土王碑"碑文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纪年对照可以发现，对于四世纪末高句丽王纪年的记载，《三国史记》是发生错讹的。据"广开土王碑"可知，广开土王即位为辛卯年，即公元391年，而《三国史记》却错误记成了故国壤王九年，即公元392年。因此,《三国史记》中故国壤王九年是错误的,其末年应为八年,与广开土王即位年同年。藉此，笔者有两种揣测:一是，基于金富轼《三国史记》中该阶段纪年有前后错位一年时间的笔误，那么小兽林王颁布法令的时间可能并非是"癸酉"年(373)，而可能是"甲戌"(374)年;二，《三国史记》并未明载公元373年，小兽林王是于具体什么月份颁布的律令，可能正逢年底，而于次年正月之际传达全国，故习惯上高句丽人称其为"甲戌年定律"亦为可能。因为，能够被铭文在碑碣中的法条定律，相信在高句丽史上必定是影响极广且重大的事件，应当在众多文献中得到印证，而从其他文献中我们除了小兽林王在位时所颁布的律令外，并未见到或提起有其他法令颁布事件。故此，碑文中所记之定律，当为小兽林王所颁律令更为合理，只是在纪年上，文献所记可能尚有疏虞，而这种错讹金富轼在撰写时不在少数，错载于"癸酉"年(373)绝非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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