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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逆袭成功的三大原因

日期:2020-09-10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污妖 阅读: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命运悲惨,一无所有。

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朱元璋的命运曲线出现了一波迅猛的上升:二十五岁投身郭子兴军,当年,成为郭子兴的干女婿。二十六岁升为镇抚,成为中级军官。二十八岁,郭子兴去世,他成为郭军的实际领袖。短短三年多,就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穷和尚上升为元末义军“群雄”之一。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则是他正式走上帝王之路的十三年。虽然这十三年也有过大惊大险,但他基本上是节节上升:二十九岁攻下江南重镇集庆。三十岁,连续攻占了长兴、常州、徽州、扬州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三十一岁和三十二岁这两年,他的根据地扩展了一倍,与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三十三、三十四岁这两年,他两次击退陈友谅的进攻。三十五、三十六年这两年,他在鄱阳湖大战中击败了最大对手陈友谅。四十岁这年,他消灭了另一个劲敌张士诚,江南已尽为他所有。

四十一岁,他在应天(南京)称帝。同年,徐达北伐成功,元帝北逃。

回顾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比起首鼠两端、凶残厚黑,朱元璋并不见得胜过他们多远。论起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他身上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品质。

一、善于表演宽大与仁慈

朱元璋帝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善于争取人心。

历代义军领袖,绝大部分人素质并不高。从他们的绰号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酷。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

“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所以,这个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时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和善面孔。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独自带兵不久,他就开始注意军纪问题。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召集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 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朱元璋渡江作战,是为了给自己夺取天下奠定基础。从渡江战役开始,朱元璋定下了攻城后禁止抢掠的新规。攻占太平后,有个小兵不遵军令,动手抢劫,即被朱元璋的亲兵队斩首示众。当然,朱元璋也不会亏待有功将士,太平路的富户们识相,“捐献”了一大批金银财帛,朱元璋下令分给诸将士。将士们虽然没有上街掳掠,所得倒也不比抢劫少多少,一个个又转怨为喜。此举以后成为定制。老百姓因此对朱军感激涕零。乱世之中的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

朱元璋抓军纪,经常以身作则。亲征婺州时,朱元璋有次睡不着觉,半夜上街散步。街上的巡逻士兵因实行宵禁令出面阻拦。随行小先锋张焕告诉巡军,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拒不答应,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赏给巡军二石米。部下进献战争中得来的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江西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文人学士听到这些,纷纷感动涕零说:此真非寻常人能及也!

当然,这种展示自制的行为有时难免流露出土匪气。《国初事迹》载,在征婺州的过程中,他侄儿给他进献了一名女子,二十岁左右,不光漂亮,还会作诗。这位侄儿知道朱元璋正在进行文化学习,以为此举也许能讨朱元璋欢心。不料,朱元璋却大不高兴,说:我以天下为念,哪有心思琢磨女色。于是他下令把这位才女推到街头,当众斩首。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其他将领,不必再献这类“东西”了。本来杀掉的或者说受处罚的应该是他的侄子而不是这名女子,不过朱元璋和时人都不这样认为。所以《国初事迹》才这样公然记载,将此作为朱元璋英明的证据。

在朱元璋的军纪面前,没有任何特殊人物。胡大海领兵围攻绍兴,他的儿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人拉出去砍头,还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当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杀死。亲情在纪律面前也不起什么作用。他的亲侄朱文正是大饥荒后他剩下的唯一亲人,跟随朱元璋打仗屡立战功。然而他恃亲恃功,胡作非为,“专求民间闺女,用则数十日,不用即投之于井,为数甚多”,朱元璋大为恼火。后下令以“不谏阻”的罪名杀掉朱文正的部下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及王三元帅,将其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甚至准备将朱文正处死。直到马夫人出面苦苦劝阻,才免他一死,将他解送凤阳守护先人坟墓。朱文正耐不住寂寞,逃跑“谋奔敌国(指张士诚)”,抓回来后,被朱元璋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图:明朝官方朱元璋标准像

与军纪问题同时获得改善的,还有军粮问题。

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与“检刮”。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张贴告示,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杀无赦了。至于“检刮”,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就是见什么抢什么,翻箱倒柜,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点不留。军队走了,老百姓也随之一无所有。

渡江攻占集庆,有了自己的地盘后,朱元璋决定改变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不便再强行征取:他决定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屯田”。龙凤四年(公元1358 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建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龙凤六年闰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废除“寨粮”制度,全面实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此外,朱元璋还对领地内地主逃亡,土地被贫民占领的现状一律予以承认。且“令民自实田”,也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田产清查,不许瞒报土地少交赋税。

这些政策彻底解决了军民、“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老百姓欢呼如堵, 纷纷来投。根据地内人口剧增,秩序井然,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为朱元璋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打仗,很多时候较量的是战场背后的经济实力,朱元璋由此有了远比他人丰厚的资本。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龙凤四年( 1358 ),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他还对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岂料据有天下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成了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

除了善于笼络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长收买对手的“军心”。龙凤二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对待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元朝旧将,其他起义军一般就杀掉了事。朱元璋却以极大耐心,千方百计劝降,招降之后,也敢于放手使用。元朝都元帅康茂才在应天战败,被朱元璋劝降。后来他作战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为秦淮翼水军元帅。元朝“义兵”元帅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长久地把自己的本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一旦形势变化,不再需要他继续表演,他会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比如战争进入后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优待俘虏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大将徐达攻下了张士诚领地内的高邮,朱元璋要求将那些没用的俘虏一杀了之:因为大元天下马上会成为朱元璋的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优待俘虏政策来收买敌人的军心了,留着这些俘虏,只能意味着浪费自己的粮食。然而徐达不能准确理解朱元璋的意图,杀俘不够彻底。接下来攻打淮安时,他也没有继续杀俘。气得朱元璋于龙凤十二年三月写了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不多杀人。

龙凤十一年( 1365 )十月,朱元璋再派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张士诚,俘虏了张军六万人。朱元璋签发了亲笔密令,要求处死大部分战俘:“吴王亲笔:……今差人前去,叫你每(们)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这封亲笔信显示,这一役朱元璋部至少坑杀降卒四万。

二、读书人政策到位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的读书人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读书人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 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读书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读书人的酸文假醋。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知道敬重读书人。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身处社会底层的他对这些满腹诗书的“老爷”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起义使一切颠倒了。朱元璋领兵自立之初, 就有读书人主动来投奔他。第一位是定远人冯国用。冯国用家境富裕,从小颇读过一些兵书战策,是朱元璋起兵以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读书人。朱元璋自然受宠若惊,对他十分重视,一有时间就和他聊天。冯国用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地图,向他介绍说,集庆(南京)这个地方,古称建康,形势极好,古人常说“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要得天下,就得先占了这个地方,“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 …… 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地图。一看地图,周围形势包括天下大局一目了然,不禁大喜。正是在冯国用的建议下,他确定了渡江发展 的战略。

在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歙县人前来求见,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善长。李善长头脑清楚,善于料事,听说朱元璋带兵路过,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个能成事的主儿。朱元璋和他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李善长说,我看到您,马上想起一个人来。朱元璋问:谁?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他和您一样,也是起自草野,现在的形势,和当初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朱元璋也听说过刘邦这个人,不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听李善长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善”。读书人的种种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头脑中一下子清晰起来。他任命李善长为掌书记,从此将刘邦视为自己的偶像,开始不断钻研他的事迹。

通过与读书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人眼界宽,计谋多,用之则为力,驱之则为敌。而且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响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态度。把他们争取过来,一方百姓也就跟着过来了”。随着和读书人的接触多了,他也知道请读书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气点,给足他们面子,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因此,尝到了甜头的他一路征战过程中,遇到读书人,就尽力延揽。甚至在命令手下的将领出征之时,他也经常嘱咐他们,听说哪个地方有有名的读书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朱元璋这里。有时,还派专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听人说,镇江有个读书人叫秦从龙,学问很大。徐达出征镇江的时候,朱元璋特地交代要他去拜访此人。徐达找到秦从龙后,朱元璋又亲派自己的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大批白银、绸缎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后,朱元璋特意到城门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处。每年到秦从龙生日之际,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这些做法传出去,广大读书人深受感动。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曾与农民军为敌,对朱元璋既疑且惧。朱元璋特地宣布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还有一些读书人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躲在山里不肯出来。朱元璋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千方百计,绝不放弃。当浙东大部平定之后,名士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力请,孙炎于是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与宋濂、叶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来到集庆,朱元璋大喜过望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 下。”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图:清朝上官周《晚笑堂画传》“刘基像”

朱元璋的读书人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本来通过朱元璋军“不嗜杀人”这一迹象就已经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论者多认为,朱元璋的读书人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说:元末“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 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 …… 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为知道读书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揽任用读书人的同时,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不许自己的部下随意任用读书人。他时时刻刻提防自己的将官们和读书人勾结,因此规定, 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他生怕读书人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大脑开了窍。

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时,将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读书人收入麾下。朱元璋闻知,因为此时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没有严厉处理他本人,却命朱文忠将这几名儒士押送到应天,一通审问后,将王祎、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将屠性、孙履当众处死。

三、有大局观,有决断力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地盘,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方的元朝。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了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盛产粮食,驻守的元军兵力较少,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

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 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 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而唯一与元军接触的东南浙江方面,元军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据点, 与元朝本部相隔绝多。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做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由于小明王属于他的“友军”,他只留少数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自江阴至长兴,他派兵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张士诚的西犯;在西线,也对徐寿辉、陈友谅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主要兵力则向东南方向出击,消灭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 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领地扩展一倍,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直到此时,元政府和群雄才对他充分重视起来,而此时他势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时地利,在乱局中游刃有余。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由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从龙凤五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如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的地盘正处在元军南下的路上。朱元璋不想承担抵挡元军的重任,他从大势判断,决定结好元朝,共同对付其他农民军。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通好”。他的盘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该绝,胡运复兴,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如果大元最终不行,他此时结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击。

元顺帝得知消息,大为高兴,他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诏书,前往朱元璋处,决定授予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不料这个时候,大将察罕帖木儿在中原受到陈揉头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看来一时南下不了了。朱元璋于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让张昶等人在自己的地盘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龙凤八年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朱元璋判定他们不会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才决心立足江东,自谋发展。于是正式拒绝元朝任命,不过仍与扩廓帖木儿保持密切联系,保持骑墙态度,给自己留有余地。这种策略,使得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

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也就是更为人所熟知的与陈友谅、张士诚角斗的次序问题,朱元璋做出的决策也十分高明。

1360年,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两侧的陈友谅、张士诚政权接壤,三分江南大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跨有长江、汉水之间广大土地,疆域广阔,军力强大,东南无二。下游的张士诚,“南包杭州、绍兴,北跨通、泰二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介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你死我活之势已显。这时,陈友谅恃强,已做好了进攻朱元璋的准备。

对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慎的调查研究。先打张士城,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打张士诚。张士诚军战斗力较差,以先弱后强原则,先打张士诚顺理成章。只有刘基一人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多年,他对二人的脾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他选择进攻次序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如果我们先攻张士城,陈友谅必空国而来,大举进攻我方,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如果先攻陈友谅,张士诚胆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于是采纳了刘基的意见。

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既显示出他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驾驭战争全局的军事才能,显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揣度人的能力,同时更显示出他敢于以弱胜强的胆略。当时的陈友谅,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战略地位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朱元璋的许多将士慑于陈军威势,惧怕与陈部作战,甚至连主要谋士李善长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惊慌失措地问:“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

朱元璋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与陈友谅的几次大战中,懦弱的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尤其是鄱阳湖大决战,朱元璋倾巢而出,南京几成空城,朱元璋自己都成天提心吊胆,而张士诚仍龟缩在姑苏城内不出援陈友谅。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张士诚。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朱元璋调集大军,发动了攻灭张士诚部的大规模战争。这位懈怠了多年的偏安之主到生命尽头恢复了英雄本色,平江城门破后,他带领二三万残卒展开巷战,失败后逃回府第,一把火烧死家属,自己也上吊自杀,但被冲入的朱元璋军队救下,俘送应天。

朱元璋命人把这个老对手带上殿来。毕竟曾经做过“天子”,张士诚不屑于再做人臣,倨不为礼。朱元璋好言好语想和他聊聊天,抒发一下英雄豪情,他却瞑目不语。赏给他吃的,他也拒不进食。搞得朱元璋火起,命人把他扛到竺桥,“御杖四十而死”。

朱元璋的最后一个劲敌,就这样被消灭了。

本文节选自《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张宏杰/著,重庆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出版社授权。原文较长,有删减。标题及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著有《饥饿的盛世》《千年悖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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