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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佐之资:浅谈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

日期:2019-12-11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足,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资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一代文豪苏轾兀立于游 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以一阕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出他对风流儒雅,功勋彪炳的周公瑾的无限向往和景仰。

其实,早在三国时代,周瑜便以他的胆略兼人,气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赢得了大家,甚至是敌人的仰慕--

孙权赞赏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程普折服于他的气度恢宏,“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曹操之托前来游说周瑜的江左名士蒋干曾感慨道:周公瑾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甚至连刘备也不得不对他表示敬服夸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而又气量广大。”

但遗憾的是,随着千年岁月的流浙,这样一位才华卓越,气度雍容的一代懦将却在百姓的心目中蜕变成一名妒贤忌能,器量狭小,目光短浅而又意气用事的青年将领。以至于虽然没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诸葛孔明在赤壁人战开始后到底做了些什么,但在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论苏轼词中那位“羽扇轮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到底是谁。由此,不禁令人感叹岁月待周公瑾太不公平。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的呢?

(一)

首先,让我们来追溯雅文化系统中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

提及三国历史,首先提到是必然是陈寿的《三国志》。这部成书干西晋的史书,是以曹魏为正统上承汉祚的,因此书中极力掩饰魏武的失败,以至于赤壁之战只用“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数十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令人根本来不及意识到这场战役在鼎足三分中的决定性意义。即便在这样明白的正统观的指导下,陈寿为周瑜所作的仍是佳传一篇-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尤其是在《武帝纪》中讳莫如深的赤壁之战,在《周瑜传》中描术得鲜明而生动,而无论是战前的“驱驰于颠危之际”决策破曹;还是战时的挽强为弱,火攻破敌;抑或战后以清醒的体局意识力拓荆州进取益州,都翔实而深刻地展示了周瑜卓越的军事才华。甚至在卷末,陈寿还意犹未尽地评论道:“建独断之明,山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到了东晋,情况为了一变。偏安江左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巧妙地选择了同样害据一方又与汉室有宗庙之继的蜀汉作为正统,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其书虽不存,但《晋书》木传称其书“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在他流下来的一系列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以曹、孙为逆贼,贬周、鲁为小人的。但作为史官,秉笔直书是最高原则,无论如何挥洒春秋史笔,事实毕竟是事实,于是他只有在默认了周瑜“摧魏氏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之后,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认定周瑜为“小人”之因是在于他“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别周鲁通诸葛论》”)。通过习氏很不情愿的文字,我们仍可以窥见周瑜在《汉晋春秋》中掩盖不住的才华与魅力。

习凿齿的这一正统观在当时及稍后的南朝产生生了不小影响。南朝宋时的裴松之在广征博引各类史料为《三国志》作注时,虽然原则上是沿袭陈寿以曾魏为正统的体例,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孙少对曹操很不恭维的内容,对刘备倒是极尽偏袒之辞。即便在这样一部正统观产生微妙变化的用品中,周瑜形象仍保持着他的督智忠诚,他的性度恢廊--谏阻纳质于曹公威副之时;“折节容下”在程普陵侮之际;力辞蒋干于鄱阻来说之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故事对其在人格上进行了大胆的升华,甚至不惜以一个对他极其力称赞的刘备来说很不光彩的故事来衬托周瑜的威震四海--据裴注引《江表传》曰:“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备)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瑜威声远著,故欲疑暨之。”

有唐、北宋两代,九州归为一体,自然便承袭了统华厦的西晋王朝的正统观。但往事毕竟早已成为历史,昔日胜负成败和人物褒贬再也不象陈寿撰《三国志》那样微妙而敏感,因此此时的史学家们更具有秉笔直书的优势,如《资治通通鉴》便首次以扬扬洒洒数千言翔实具体地记录了赤壁之战的风云变幻,充分地肯首了它在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中的决定性意义。在这样一部相对客观的信史中,周瑜作为曹魏对立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六出现,编撰者竟无不贬辞,甚至称其“不悖人义,鲁肃,吕蒙辈不能及也。”

随着金人的铁蹄践踏了宋室的半壁河山,正统问题重新变得微妙而敏感。与金人以曹魏为正统相对立,以朱喜为首的现学大师们又选择了血统论作为“帝蜀寇魏的理论依据。”《通鉴纲目》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之后便直书“汉照烈帝章武元年。”

但紫阳《纲目》中周瑜的形象依然是雄风不咸,光采依旧。而陈亮在他的史论中更是给予周瑜极高的评价:“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而天下奇才必公乎”(《吕蒙论》);“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先主无处矣!”(《吕蒙论》)

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多承朱喜的“帝蜀寇魏”论。虽然这一时期没有三国的专史,却有一部将宋元以前历史人物分类品评的《藏书》。那位号称能“权衡当世,程景千古”三类名单中,可风当时史学界对周瑜的敬仰和推崇。

从《三国志》到《汉晋春秋》,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反反复复,众说纷纭。而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虽然身处夹缝中的东吴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处于颇为 的地位,但周瑜去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在历代的史传文学中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稳定性。定一点在诗词这类雅文学作品中也有清晰的反映--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栈船扫地坚。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地此破曹公。

--李白(赤壁歌)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

交兵不假挥长剑,已破英雄百万师。

--胡曾(唐)《赤壁》

“予尝览前志,壮公瑾之业;历于废墟,想公瑾之神。息驾而昂,徘徊不能去”昔汉纲既解,当涂方炽,利兵南浮, 江汉失险。公瑾尝寡制众,挫强为弱; 燎火一举,楼船灰飞;遂强吴之臂,壮蜀之趾。

--梁肃(唐)《周公瑾墓下涛序》

相当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豺虎噪,千艘烈炬鱼 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蹒,今如许。

--戴复古(南宋)《满江红》

……

无论是“拥有曹反刘”或是“帝蜀寇魏”,在这些熟读经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的字里行间依旧始终如一地充盈着对周瑜的 无限崇敬和由衷钦佩,从而使这位雄资英发,风流懦雅的周瑜周公瑾象浮雕一般屹立在雅文学的画廊中。

(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既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那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中那位妇孺皆知,几成“妒才忌能、意气用事”代名词的周公瑾源起何处。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无法从有限的资料中了解到在俗文化系统中,周瑜的形象在南宋以前是如何演变的。而所能找到了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已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曹军挥师南下之际,他傲慢地拒绝了孙权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乔作乐”。至于决意破曹,却是孙权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缎”和孙明以“曹相取江吴,掳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之言相激,这才不得已为名利而“挂印延会”。

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施苦肉计,定美人计,用帐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才智平庸,屡战屡败:战曹璋狼狈而逃;取荆州溃不成军;攻西川却被张飞断了后路,似乎人可败之。这种矛盾,起伏不定的军事能奇怪而勉强地揉合在他身上。

 

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在黄鹤楼被刘备吹捧数句,便忘乎所以,醉洒误事,醒来之后还要“高骂众官”;赤壁之战中欲除孔明之因竟是“吾施妙计,使曹军片甲不回,而诸葛侵了我功”;甚至见到张飞背后旗上写着“车骑将军”也要气恼一番“牧牛村夫故言欺我,我家孙权官小如张飞”并怀恨在心。

史传文学中那位“雅量高致”、“性度恢廊”且“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位才智碌碌,目光短浅,妒贤忌能,庸俗浅”庸俗浅薄的平庸之辈。那么,小说家缘何待周公瑾如此不公呢?这种匪夷所思的变异是否就是宋无之际根深蒂周的“魏篡立,吴割据”的正统论使然呢?

其实,正统观念固然可以对讲史这种市并文学产生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是使用瑜形象发生质下跌的根本原因。

其一,所谓的正统观只是一种“义不相授受而强相辍系”的工具(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一》),是统自者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制造的社舆论。宋元之际固然是“帝蜀寇魏”盛极一时,但周瑜毕竟不是这种观念关照下特别敏感矛盾焦点,因而许多受懦理浸淫极深的士大夫尚能仗史直言给他极高的评价,而民问艺人又怎么会更为执着去津乐道那一姓祚的正统观点,以至于废尽心机地连这个曾经联合刘备并拒曹军的周瑜都不放过呢?

其二,历史上的三国正统观,如走马灯式地变化频繁,但正如我们所追溯的,周瑜这一形象无论在何种正统观指导下的公私典籍中始终具有极高的稳定性,胆略兼人,雍容人雅是他固有 个性。既然历经上千年各种正统观的洗礼都未曾褪色,又怎么会宋元之际这种并不新鲜的正统观下发生质的突变呢?

其三,话本是市民娱乐的产物,而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据《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乏聚从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与此同时,以曹魏为正统却是官方正统观的明确意向。可见,市民的好恶不可以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为转移的。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他们的“拥刘”与官方的“帝蜀”的正统论是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因此,周瑜形象在宋元之际的突变不能简单地归为正统观念的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它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而是有着与雅文化系统中的正统观念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门阀制度的淡出,使得市民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然而,作为一种特殊新兴的社会力量,在长期“重农抑末”的迷雾中,他们在政治上仍处于受歧视,被压迫的地位,于是,一种在政治上渴求平等,迫求权力的愿望在他们心底滋生发展,正如汪洙在《神童诗》中的一再提到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巩怕不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国历史,从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那么,就让我们追寻《三分事略》中“拥刘贬曹”的思想轨迹去探究当时的民间艺人到底是从什么角度演化这段金戈铁马的历史,去改造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

市民虽长期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发展成为能与封建地主阶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相反他们的政治愿望还相当简单,渴求的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与权利,而且“他们不能设想没皇帝,只能希遇到的是一个好皇帝;他们的理想中的领袖,就是有仁有义的明君。”而史传中的刘备便向来以“以人义为号召,在《三国志。庞统传》的裴注中他曾说“今与吾为水火昔,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曹以橘,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种“弘毅宽厚”以及知人待士不论贵贱的作风,无疑是市民理想中的曙光。

况且,“义”在宋元之际已经突破了儒家思想的传统定义,成为市民道德取向中的最高准则,他们常常以结义为纽带使这种“义”升华为一具有超越一切的生死不渝的精神力量。而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传》)的关系极为符合市民的道德准则,于是他们便让刘、关、张以“义”相聚,而且终身守“义”,至死不渝。

再者,刘备虽名为中山靖王之后,但他早年“贩履织席”的生活,却使他实际上已论入早期 贱的市民队伍中。然而他却发迹于微未之中,定建工业,这无疑非常投合市民们“发迹变泰”的愿望。

于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拥刘而贬曹孙便逐渐在民间形成了迥异于正统观念的另一评价系统刘备集团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周瑜却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

据《三国志·周瑜传》载周瑜曾旧疏孙权,疏曰:“刘备以枭雄之资,而有关羽,张飞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猬割士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本来各为其主,这是一条极有远见的美人计。但是,讲史话本毕竟是籽适应市民的文化需求而产生的,带有浓厚的市民意识和情趣,而市民普遍的文化层次又决了他们不可能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去把握全局,去理解一个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周瑜,更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性是切不可与人格上的卑劣混为一谈的。爱僧分明的他们是决不允许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刘备受到他人如此“陷害”的,因为害人之心切不可有是市民道德准则中至关重要的一务;加之周瑜“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的士族出身并不是令他们太喜欢。于是,在《三分事略》中便出现了一个为好恶鲜明的市民所津津乐道的心胸狭隘,才智平庸的周瑜。

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来处理的,并且采用了一种低层次的单向、平面的手法来贬斥周瑜,以此来反衬出刘备集团人物的忠义智信。这种幼雅朴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显现出单一而平面的狭隘与平庸,甚至是愚蠢,相当的脸谱化,简单化,不过这倒是颇为符合说唱文学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单纯而鲜明的特征。

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

元代三国戏有40种,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黄鹤楼》、《庞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乔》和《周瑜谒鲁肃》。

后两种完全是沦落于市井中的书会文人“借他人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让周瑜落魄为穷困书生,借他之口抒发出“穷书生半世干忙”的若闷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极泰来,飞黄腾达传达出希望出仕,得遇明主的愿望。在这两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养倒是与史书颇为接近,“文武兼济”,“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待人“用礼施谦让”,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三国矛盾毫无瓜葛。

而在那些实质性示三国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触及孙刘矛盾,那么创作倾向则与《三分事略》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诸葛亮的千智慧和谋略在戏里写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个低层次的权衬人物--在二人的明争暗斗中,孔明总是比周瑜棋高一着,无论是暗设陷井的鸿门宴,还是谁着笑脸的美人计,都被孔明--识破,所谓“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在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发显得智术短浅,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愈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吓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喝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三)

元代社会废止了科举制度,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士人沦落到十分悲惨的境地,甚至有“八娼九懦十丐”之说。由此一大批满腹诗书的文人放弃了懦业,加入到市井文学的创作中来,使其创作日趋成熟。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于罗贯中,由于史料所限,我们知之甚少,只有贾仲明在《录鬼薄续编》中一条寥寥数十字的记录:“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陷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但从他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仍可能窥见他是以史学家文学家和书会文人三重身分步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的。

作为一名落拓江湖的书会文人,一方面早年通诵读的对贤之书必然使他深受封建正统观的影响,更何况身处元代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人心思汉,血统论正统观盛极一时的社会背景下。另一方面,既然混迹市井,他对市民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不免有所认同;而也所创作的艺术形象也必须投合的股务对象--市民固有的心理观念和审美心态。正是这样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正统观念和市民意识的有机结合,使得罗贯中在创作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室之胃”的“仁义之君”刘备作为正统代表,并使这种思想倾向渗透了他的艺术构思。

但是,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罗贯中无疑又此那些民间艺人清醒得多。

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史官执筒,宜类于斯,苟爱而知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精神的影响。在三国故事厂为流传,离史实越来越远之际只得者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无疑是有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用意的。

而用为文学家,从审美需求上考虑他自然也不能满足平话杂剧中那种低层次的,扁平的人物形象。

于是,这三种身份的结合,使得罗贯中巧妙地融汇各人历史时期中既庞杂纷繁又孤立简单的文史资料,“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以审美理想之虚,驾御史籍材料之实,按照艺术规律,匠心独运地创造出一个个满生动,多层次,多侧面的人物形象,而周瑜正是其中一个不配的典型。

不能否认,《演义》中的周瑜形象比宋元以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周瑜形象都更接近史籍中的原形。他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他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他谏帷幄:施反奸计,定苦肉计,设连环计,要弄老奸巨滑的曹丞相于谈笑之际,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

在塑造周瑜胆略兼人,雄资英发的懦将风范时,作者广征博引各类史料,甚至是大段大段地引用《资治通鉴》的原文来强化人物情节,既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又有助于淡化读者心目中那个虽远停信史却又很深蒂固的周瑜形象。有时为了突出周瑜卓越的才华甚至不惜对史料进行挪移和改造。此如曹操派蒋干劝降周瑜是实,但那并不发生在赤壁之战时。本来裴注引迷段史料只是为了突出周瑜的雅量高致,患心不渝。但罗贯中却据此敷演出洒洒扬数千言的“群英的忠诚正直,更有他的自信敏锐,足智多谋。”

即便作者以一个史学有的良知不遗作力地刻画周瑜的雄才大略,雍容儒雅,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光有历史的有实性,并不等于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更何况指导全书的“拥刘”的思想倾向和小说的创作规律迫使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立物,对三国各方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最终着力突出的也只能是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于是,在作品中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张飞之猛,赵云之勇以及孔明之智,无不绚丽多资,闪烁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浓厚的古典浪温主义色调。对于其它人物,便只能以陪衬面日出现。

因此,无论在历史的舞台上周瑜如何叱咤风云,但在《演义》中去终究无法摆脱作为陪衬的命运,并且可能毫不夸旨地说他是诸葛孔明的头号陪衬人物。

的确,《演义》的周瑜确是足智多谋,智勇双全,他的才略甚至可能盖过一世奸雄。但是,在与诸葛亮的交锋中却处处受制,屡屡败北。此如在“智激周瑜”中,周瑜面对主和、主战两派,左历逢源,镇定自若,充分展示他的处变不惊,才压群臣;但一遇上诸葛高,仅三言两语便仅入孔明敬中,捉襟见肘,自汉弗如,“本欲孔明来求我,仅却是我求孔明矣”。在赤壁之战中,虽面对曹军百万雄师,他却谈笑自若,挥洒自如;但他越是雄资勃发,越是指军定就越发显示出诸葛亮的从容不迫,神机妙算,因为任何一计都逃不出孔明的眼睛,任何一计都在孔明的预料中,而且旗鼓相当,这时的胜利就越发地衬托出孔明的才智卓著了,正如毛宗所说的“以周瑜之乖巧以衬托孔明倍乖巧”。

然而,作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孔明需要的不仅仅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还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宽宏大量的坦荡气度和觉着老练的雍容气的雍容气质,而这一切与史载的周瑜性格类型太相似,不易产生性格上的碰撞,那么故事情节将无法展开,诸葛亮的个性更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为了塑造那位人格近乎达到自我完善的贤相名臣,同时也为了照顾市民心目中固有的周瑜形象,作为一名出色文学家的罗贯中不惜突破史料的束缚与限制,吸收民间文艺想象的空间,进行小说艺术的虚构,对周瑜的性格加以改造,并以他的心地偏狭反衬孔明的胸无芥蒂,以他的意气用事反衬孔明的觉着老练。如当周瑜用借刀杀人之计派诸葛亮去聚铁山劫粮孔明明知是计却安然受命,过后即以周瑜不擅陆战之言激之;不料周瑜悖然大怒,竟要置统师职责于不顾而亲去却粮;此时的孔明却不以为意仅而提醒此行的危险性,周瑜这才清醒过来只得作罢。周瑜的气量狭小,意气冲劝和孔明的宽宏大量,沉着光练都在对此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其实,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提及瑜亮问的如此恩怨,但赤壁之战后周瑜给孙权上书告诫要谨防刘备时,提及的只是关、张二将,对孔明只字未提。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才能与地位在当时都没有引到周瑜的重视,那么周瑜又怎么可能去与一个无名小辈为难呢?但是为了中心人物塑造的审美需求,这种对照性的描写还是始终贯穿着周瑜与孔明的交锋,以经改造了周瑜形象来仅衬出诸葛亮的性格魅力,而市井文学巾周瑜那偏狭冲动的个性经过小说家的妙竺笔生花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越发地鲜明生动了。

但在表现周瑜的性格上,出色的文学修养使得罗贯中并没有象讲史杂剧那样完全采用一种低层次的漫囤手法来展现,而是一方照顾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的周瑜形象,一方面从审美德需求发纠正话本杂剧中的偏颇,匠心独运地将周瑜这一形象放互交错,并与具体环境交互作用发生碰撞--

顺对待江东君时,他推荐昭张,举荐鲁肃,任用黄盖,谦让程普,充分表现出他举贤任能的人将风范和“性度恢廊”的胸襟气度。而在与刘备集团人物的交往过程中,他则显得气量狭小,妒才忌能。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性征本来是会令人物性格产生不合谐的分裂,但作者却通过周瑜派诸葛瑾劝孔明入吴共成大业这一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巧妙地将他性格中的正反两面融铸在一块儿。可见,周瑜所忌的只是“孔明为刘玄德所有”,“使孙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矣”。而孔明对刘备的忠诚使得对江东事业同样忠心耿耿的周瑜必然要“愈敬之,愈服之,愈杀之。”这种政治斗争中势不得已的妒才忌能与本身人格修养的性度恢廊便在“忠诚”二字下得到了巧妙的统一,而正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使得《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复杂的艺术魅力。

就这样,罗贯中以史学家的良知把被话本戏曲贬抑得一无是处的周瑜拉回到近似历史原形的同一层闪的高度中来;以书会文人的意识职留了市井文学中周瑜那固有的狭隘冲动的个性;同时又以文学家杰出的想象利构思使这两种仅相承的性格素质受制予特定的具体的环境的变化,将二者巧妙地融铸在一个崭新的周瑜形象之中,从多角度多侧面塑造出一个性格层次丰满复杂,既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独特的“这一个”。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历史,假如它有什么意义而不是一个空洞回声的话,那么它就是现代的”。历史不是一本凝固不变的教科书,在评述历史时,时代的激情和民众的心理必然要渗透到历史的客观的必然的事实中来。正如《人论》作者卡西尔怕说的“历史必须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支配的”。

讲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陷恶”的实录原则的历史尚且离不开时代的激情利民众的民理,那么历史语文学更是如此。周瑜形角的历史变迁表明历史文学虽然是以历史作为表现对角,但作家对历史对艺术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的,因而历史文学总必须与时代精神利民众心理相融汇。但仅于此,还是不够的。一部成功的历史文学,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形象,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层次,符付一定的审美需求,从历史的真实出现,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却塑造人物形角,使人物性格即符合民众的心理又具有审美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形象在历史的隧道中穿行,又能自由地在文学领空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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