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首都还是商朝首都？(2)
许宏说：“二里头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
在许宏9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先秦城邑考古（7000-221BC）》中，他引用了国际知名考古学家伦福儒的话：“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其中城市是最重要的部分。”许宏进而论证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都邑）是早期国家最具代表性的物化形式……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但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要感谢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徐旭生梳理了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1959年夏天，70多岁高龄的徐旭生率队寻找传说中的“夏墟”，发现了这个沉睡已久的“故都”。
二里头遗址在发现之初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商汤都城”，考古学家邹衡又在1977年提出了“夏都”之说。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多年来争论不断。
许宏表示，从总体上看，“商都说”和“夏都说”在认知前提和思路方法上大同小异。各方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朝）中至少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
事实上，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繁星，但并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夏、商、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但司马迁的年代，距离夏已经千年有余，相当于我们现代人写唐宋史。
而关于夏朝的记忆，春秋时代已经说不清楚了。孔子曾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作为夏人后代的杞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证据。到了战国时期，这个国家说的夏和那个国家说的夏，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大家都希望在纷争中获取“中国”的正统。所以，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古文献证明它的确切状况是极其困难的。
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无法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夏朝——除非在二里头或其他重要遗址出了类似甲骨文的文书，自证是“夏”——目前并没有此类考古发现。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肯定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只能确认这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遗存。就像许宏说的，“夏”是中国人拂不去的一个梦。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代队长的许宏曾戏言：“二里头考古的三代领导集体，大家会说一代不如一代。因为第一代老队长说这是前夏后商，第二代老队长说这主要是商，到了许宏这说不知道。是的，我们只能说二里头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
许宏说：“二里头是都邑，这一点我十分自信。但我不会说二里头肯定是‘夏都’，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50%和99%的近似度，绝对大于99%和100%，换言之，50%和99%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都是推测，都无法定论。如果你说夏已成定论，在逻辑上、学理上是有问题的。”
许宏戏言自己有一个“不倒翁理论”：在成为信史前，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许宏说：“我们要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看法。你的看法是一种可能性，我的看法也是一种可能性，而可能性与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
在许宏成为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之前，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笔仗已经打了半个世纪，许宏从来没有参与过，他觉得，“与其参与论争，不如尽快提供翔实的考古材料”。自1959年秋季至今的5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4万多平方米。而二里头都邑的现存面积共有300万平方米，几代人的发掘面积也就是1%多一点儿，考古探索远没有结束。
许宏引述同为考古专业出身的著名作家张承志说过的一段话：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那就是：或者作为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也就是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来窥探它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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