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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那些让人痛心疾首的考古发掘

日期:2018-11-02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五十年代,考古发掘非常随意,定陵出土的万历龙袍竟全部炭化

近日,西汉废帝、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报道,此次发掘,国内首次使用了低氧技术,以求最好地保护墓室中的文物…[详细]。回首往事,自建国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因功利主义思维作祟、文物保护意识不足等原因,发生过许多的“发掘即摧毁”的考古憾事。

1955年,明史学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他邀请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文化部部长)、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文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张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发掘埋有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指导的工作队认为,长陵是主陵,应先“试掘”其他规模较小的陵,积累经验。经周恩来同意,最终决定试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①

经过两年多的发掘,定陵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包括600多件袍服、布料。其中皇帝的衮服、龙袍等,更是巧夺天工,如以缂丝方法织造的衮服,所用材料除大量金线、孔雀羽毛外,还有红、蓝、绿等28种绒线。然而,在定陵地宫开启后,这些原本绚丽多彩的丝织品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以至被空气侵蚀而褪色、变脆,并留下黑斑。②对这些袍服的后续处理,也不专业。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③由于此前明朝丝绸几乎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技艺也已失传,因此让定陵丝绸的损坏显得尤为可惜。

定陵的大量文物“发掘即摧毁”。吴晗如愿后,刚刚写完历史剧《武则天》的郭沫若也跃跃欲试,提议发掘合葬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1960年,陕西省向中央提交《乾陵发掘计划》,郭沫若对周恩来说:“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鉴于技术落后,周恩来没有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请求挖掘乾陵,又被否决。④

在郭沫若请求开掘乾陵时,定陵的考古工作其实并没有结束。1979年,参与过发掘的赵其昌、王岩等继续编写定陵的考古报告。赵其昌回忆说,“可惜的是20多年的岁月,不少文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棺椁毁于定陵建馆之初,帝后尸骨、头发、牙齿毁于‘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别是那些囊括了中华精品的帝后服饰、织品等等,几经翻动,残损更甚,所幸几大册发掘工作的原始记录,尚保存完整。”1990年,他们编写的发掘报告《定陵》出版。

定陵的帝后服饰也相继启动复制。1988年9月,文物专家谢辰生带着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的明神宗龙袍、马王堆素纱禅衣,送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家中,“请他过目”。在交谈中,当李先念“了解到万历龙袍已经全部炭化时”说:“我历来反对挖大墓,挖出来保护不好,就毁掉了。”⑤

炭化的万历龙袍炭化的万历龙袍

六七十年代,没有合格技术和保护意识,兵马俑上的彩绘惨遭损毁

但是定陵的悲剧依旧在不断上演。1972年—1974年,徐苹芳参与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发现,“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他回忆,“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1976年,考古队对广西贵县的罗泊湾汉墓进行了发掘。在清理文物时,有人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像炸弹的“弹形壶”。一个人“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想来十分可惜。⑥

秦兵马俑上原本涂有彩绘——工匠先在烧好的陶俑上涂一层生漆,再在生漆层上涂各种矿物色。但上世纪70年代几次发掘时,彩绘都在考古人员准备拍照的瞬间消失了。这是因为生漆老化后,一旦和氧气接触,很快就会翘起来,导致彩绘脱落。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回忆他在1978年“发现残留色彩,但眼看着它就掉了,非常心疼。”

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反思说,“当年有两个原因造成彩绘消失,一是那时候没有技术和材料,二是没有严谨的保护意识,早期发掘仅仅是把它挖出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考古发掘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对易被空气侵蚀的文物进行特殊保护。兵马俑考古队试图用针管把一种加固剂注入底层生漆和俑身之间,不让彩绘随生漆脱落。这样只能保住色块,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⑦

1988年,在对位于哈尔滨的金朝“齐国王墓”发掘时,出土了一批丝绸和服饰。考古队首先将它们“剥离起取后经消毒灭菌入库”,然后邀请国内专家研究保存方案。专家认为,需要解决的“一是洗涤,请有关文物保护专家协助和指导,洗涤原则上是药物洗涤,既无损于文物原貌,又可起到延长其寿命作用;二是固定,洗涤后放在永久性保护物体内,基本不再挪动;三是特制有机玻璃或其他质料匣盒存放;四是库室湿度控制在70℃左右,调解适宜温度等。”由此,“这批珍贵文物短时间得到了较好保存”。⑧

向西方学习经验,也是完善中国文物保护技术的重要途径。兵马俑博物馆通过同德国、比利时等国进行技术合作,在1998年出土了8个彩色俑,陶俑上粉红的脸、朱红的甲带、褐色的铠甲,都留了下来。

留有部分彩绘的兵马俑留有部分彩绘的兵马俑

九十年代,技术手段日趋完善,但外行干预,依旧使文物极易受损

除了考古人员自身的问题外,外行对发掘的干预也常常导致文物受损。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出土了一批商朝青铜器,“矿化得严重,腐蚀得厉害,表层看似硫酸铜,实际是粉状铜锈,保护难度较大,应尽快开始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因此要“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把全部文物运至南昌,文物不运回省城,一切都是空谈”。但是新干县领导希望把这批宝贝留在县里,迟迟不肯同意运往南昌。

这些质量、数量在江南罕见的青铜器,出土几个月后,依旧没能被保护起来,让考古工作者们忧心如焚。江西的考古专家彭适凡只好向时任省长的吴官正求助,向他汇报了新干县青铜器至今没能运回南昌的原因,吴官正表示:“这怎么行呢?应有全局观念嘛!”第二天,吴官正亲自给新干县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并由副省长张逢雨出面,召见了该县县领导,宣布了省政府关于文物全部运回省城,统一修复、珍藏的决定。1990年2月,在严密护卫下,这些青铜器全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⑨

1993年,在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汉墓群的6号墓中,出土了一批记有西汉时郡政府文书的简牍,价值巨大。当文物清查结束后,考古队向东海县、温泉镇的领导汇报工作。这时“镇里的一位领导伸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没想到,“就是他这一拿,给我们以后释读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他取看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为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在右上部,轻轻地一带,就把这方木牍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案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以至于“今天给这片案簿命名时,有说是吏员总簿,有说是定簿……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处理时,再也没有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

当考古人员要将这批木牍尽快运走修复时,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支付给村民的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村里的民工不让他们带走木牍。事情拖了一周才告解决,当考古人员回来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他生命的活力”。后来用了5年时间,才让木牍恢复原貌。⑩

略言之,在考古发掘中,只有在参与人员具有足够专业性,并掌握相当科技手段的情况下,才能使文物在发掘过程中免于蒙受不必要的损坏。

尹湾汉墓简牍尹湾汉墓简牍

注释:

①赵其昌:《定陵发掘简记》,《昌平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19—329页;②胡汉生:《明十三陵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396、399页;③张悦:《挖,还是不挖——帝王陵风雨飘摇50年》,《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第1185期;④陈明:《周恩来与新中国博物馆文明工作》,《淮安周恩来纪念地研究文集(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47、248页;⑤《致张德勤》,彭卿云主编《谢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⑥蒋廷瑜《重见天日的南越文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发掘记》,朱启新主编《考古人手记》(第一辑),三联书店2002年,第112、113页;⑦启明:《兵马俑色彩保护秘档》,《文明》2009年第12期;⑧朱国忱:《罕见的近代贵族墓葬——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发掘记》,《考古人手记》(第一辑),第186、187页;⑨彭适凡:《撩开古代南方青铜王国的面纱——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发掘记》,《考古人手记》(第一辑),第167—170页;⑩刘洪石:《重现西汉档案文书的风采——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发掘记》,朱启新主编《考古人手记》(第二辑),三联书店2002年,第182—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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