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青瓷起源的新材料——湖南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发掘收获

　　湖南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与窑址位于衡东县大浦镇浅塘村、蓟江村、新民村，湘江在其西侧蜿蜒而过，墓群及窑址位于湘江东岸的丘陵地带，周围有水塘分布其间。2017年2月起，为了配合衡阳大浦通用机场的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衡阳市文物局、衡东县文物局组成考古工作队，开始对项目范围内发现的文物点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45座，发现窑址22座，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获。

　　一、工作理念与方法

　　基于聚落考古的理念，将墓葬视为聚落的一部分，寻找墓葬与周围城址的关系，寻找墓葬相关的遗迹，相继在洋塘山发现了烧制墓砖的马蹄形窑，烧制印纹硬陶及青瓷的龙窑。

　　发掘过程中注重多种科技手段的应用。在发掘的不同阶段进行航拍，获取相关遗迹的正射影像；采用RTK进行布方，测绘并获取遗迹精确的三维坐标；对于重要遗迹的不同层位提取了炭样和土样，前者用于碳十四测年，后者可通过浮选提取包含物，辅助判断遗迹的功能和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

　　二、主要收获

　　1、东晋南朝墓

　　洋塘山发现的窄长方形土坑墓以及东汉砖室墓详见网站之前的报道。在后续的清理中又发现了三座东晋墓和一座南朝墓。

　　东晋墓分为长方形和凸字形两类。其中M34为长方形单室砖墓，长3.2米，宽1.12米，墓壁单砖错缝平铺，墓底横向对缝平铺。墓砖侧面印叶脉纹，部分墓砖侧面有“泰和三年七月金贵”，泰和三年为公元368年。随葬器物主要位于墓室前端，有青瓷盏、铁剪刀等七件，其中两件盏位于两侧墓壁的壁龛中（图二、三）。

　　南朝墓（M39）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室长2.58米，宽1.56米，残高0.6米，墓底用砖纵向平铺一层，封门墙单砖错缝平砌，排水沟设在封门墙下，伸出墓外的部分长2.65米，用一面带半圆形凹槽的长方形砖对扣，水沟断面呈圆形。未发现随葬品。墓砖带莲花纹和“长沙徐”、“王史君”铭文（图四～六）。

　　另外在毛山勘探时在地表还采集到两块铭文砖，惜未找到相关的墓葬，铭文砖出土于同一地点，其上文字为“酃……”、“衡山县……”（图六）。酃即指酃县，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水经注》卷三八：湘水又东北过酃县西，承水（即蒸水）从东南来注之。卷三九，耒水又北过酃县东，北注于湘。从中可以得知，酃县位于湘水东岸，耒水湘水交汇之处，酃县故城遗址位于今天衡阳市珠晖区。孙吴太平二年（257年），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郡治設在酃县；于長沙郡西部設衡阳郡，郡治設在今湘乡，（《三国志》卷四十八《嗣主·孙亮》），两郡以湘水为界。湘东郡下辖六县，其中酃、茶陵、阴山为汉旧县，新平、梨阳、新宁为孙吴新置，相当于今湖南洣水、耒水、舂陵水以及常宁县地。衡阳郡下领十县，其中湘乡、重安、蒸阳、湘南、连道、益阳为汉旧县度属，临蒸县为东汉末年所置，湘西、衡阳、新阳三县为孙吴新置，相当于今湘江支流沩水、涟水、蒸水以及资水下游地区。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改衡阳县为衡山县。东晋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酃县并入临蒸县，并将临蒸县划归湘东郡。由此可知“酃”字铭文砖的年代约在东汉至东晋太元二十年之前。而“衡山县”铭文砖的年代在西晋惠帝以后，结合洋塘山及周围墓群年代均集中在汉至六朝，“衡山县”铭文砖的年代当在西晋惠帝至南朝时期。两块铭文砖的出土表明大浦这一区域是两县交界地带。

　　2、东汉砖窑

　　发现的砖瓦窑均位于洋塘山墓葬区内，其中以Y15和Y16保存较为完整（图七）。

　　Y15为南北走向，由窑前工作面、火膛、窑床、烟道构成（图八）。窑前工作面呈长方形，长5.6米，宽0.90～1.46米，深0.35～0.86米，以窑门前最深，由此向南渐浅，工作面内填土大部分呈灰褐色，火门前底部填土呈灰黑色，夹有少量的炭末，填土中出土叶脉纹、菱形几何纹墓砖。Y15的窑前工作面最西端打破Y16的窑前工作面。火门和火膛的顶部保存完好，火门略呈方形，高0.80米，宽0.84米，火膛平面呈倒梯形，长1.96米，宽0.74～2.24米，火膛与窑床高差0.60米。窑身以粘土构筑。窑床长3.1米，宽2.82米，窑壁厚0.10～0.30米，窑床顶部已毁，残高2.4米。整个窑床窑壁平直，底部近平，均为较为坚固的青色烧结面，窑床底部可以看出明显的火道和砖坯摆放痕迹。在窑床后壁底部，等距设有三个吸火孔，分别连有三条烟道，呈垂直状上升至窑后壁的顶部。

　　Y16近东西走向，窑全长2.76米，由窑前工作面、火膛、窑床、烟道构成。窑前工作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60米，南北宽0.90米，填土为灰褐色，略疏松，包含少许墓砖残块和炭末。火门和火膛顶部保存完好，火门呈扁口形，宽0.90米，高0.60米，火膛平面呈倒梯形，长0.88米。窑床呈长方形，长1.88米，宽1.5米，在窑床后壁底部等距分布三个长方形吸火孔，后连三条烟道，中间的烟道垂直上升，左右的烟道直线上升0.5米后呈弧形与中间的烟道相连，汇聚为一根烟囱，烟道用青砖砌成，窑身均用粘土构筑，窑壁近直，窑底平坦，窑底上有少许火道痕迹，窑壁和窑底内侧均呈青色烧结面。窑前工作面内、窑内出土的墓砖多为叶脉纹、菱形几何纹。

　　3、汉晋时期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

　　发现6座（Y3、Y4、Y5、Y10、Y18、Y21），其中以Y4、Y10、Y21保存较为完整，且各有特点。

　　Y21位于毛山西北角的山坡上，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全长11.5米，宽2.1米，开挖于生土中，窑壁用伴有细砂的粘土构筑，由火膛、窑床和排烟系统组成（图九～图十一）。火膛近方形，长3米，宽2.1米，火膛底部与窑床高差0.90米，火膛底部平坦，呈浅绿色烧结面，比较坚硬，在火膛前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火门，左边的火门保存完整，高40厘米，宽30厘米，当为出灰孔，右侧的火门顶部已毁，可看出宽度曾经过改造，为焚烧口。窑床长8.5米，坡度约19度左右，窑壁残高0.45～0.60米。窑床尾部残留三个方形粘土柱，柱间留出排烟孔，排烟室形状近半圆形。窑内堆积分为两层，第1层厚20厘米，呈灰黄色，结构致密，夹杂有较多的植物根茎和部分坍塌的窑壁，少数麻布纹硬陶片。第2层厚40厘米，全部为窑壁坍塌堆积，包含有麻布纹硬陶片，可辨器形有罐、双唇坛、钵、器盖等日用生活器皿，同时还发现少量叶脉纹墓砖残块。窑床底部有厚约7厘米的窑砂垫层，由小颗粒砂子构成，并形成铁灰色的烧结面。窑砂底部为窑底烧结层，呈红褐色，厚7厘米。Y21窑床中背部被一座现代坟破坏。Y21的堆积主要位于窑炉前方，被数座未迁移的现代坟叠压，仅在窑炉前方清理2处堆积和2个灰坑的局部（图十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Y21的年代为1930＋/－30 BP，校正后年代为公元2-138年（95.4％概率），大体处于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期。

　　Y10位于洋塘山北麓西侧，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分火膛、窑床、排烟系统三部分（图十三、十四）。残长7米，宽1.72米，火膛呈长方形，长1.44米，宽1.72米，残高0.34～0.6米，底近平，为浅绿色的烧结面。火膛前壁中间以大块长方形土坯构筑，左侧间隔出两个窄小的出灰孔，宽约0.14、0.24米，孔外连接一0.30米宽的灰沟G5，右侧有宽约0.36米的焚烧口。窑床残长5.56米，宽1.72米，窑床前段2.3米呈台阶状，现存6级台阶，每一台阶的宽度约0.15米，前段坡度约24度，中段16度，尾端约10度。窑床尾部保留有两块纵向立砌嵌入烧结面的粘土砖，粘土砖及周围的烧结面均呈红褐色，表明窑尾的温度偏低。窑床内堆积可见一层，堆积中包含大量窑壁或者窑顶倒塌墙体，此外还有少量叶脉纹墓砖及印纹硬陶片，不见青瓷。窑床中前部的壁砖位于窑内一面多有窑汗。Y10地面以下部分以粘土抹砌，地面以上部分以长方形土坯砌筑，从窑床倒塌堆积中摆放有规律的砖坯可以看出窑炉的顶部为券顶。

　　Y10的堆积位于前方，被现代坟叠压，未能清理。火膛正前方有窑前工作面，左右两侧发现有四个灰坑(H2、H3、H18、H19)。以H19为例，H19平面呈圆形，H19①层为青色土层，含有较多的窑砖残块，厚约20～30厘米，②层为灰黑色土层，应为Y10火膛内窑灰的堆积。③层为青色砖层（图十五、十六）。这一组灰坑遗迹可能是存储胎泥或釉泥的作坊遗迹。从H19②层采集炭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950＋/－30 BP，校正后年代为公元4-130年（95.4％概率），即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期。

　　Y4位于洋塘山北麓西侧，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残长11.6米，宽约1.8～2.2 米，Y4尾部略有残缺，保留部分由火膛和窑床组成。火膛近方形，长2.3米，宽2～2.2米，前部近平，后部呈缓坡状与窑床相连。窑床长9.3米，宽1.8米，前段坡度约16度，后段坡度约20度，窑顶已坍塌，窑壁用黄泥和砖坯砌成，已烧结，并不同程度地垮塌（图十七）。窑床堆积分两层：第①层为黄褐色土，厚20～50厘米，带沙性，较致密，包含物有几何纹砖、青瓷残片，方格纹硬陶片。第②层为红褐色土，厚10～35厘米，较致密，有大量坍塌的窑砖及红烧土块，包含物较少，仅发现几片方格纹陶片和青瓷片，在窑尾处清理出一青瓷罐的底部。

　　Y4的作坊区位于其西南，主要是一组灰坑（H12、H13、H14、H17）。其中H12平面近圆形，东西长2.05米，南北宽1.3米，深度1.2米。通过二分法发掘可以看出H12内堆积分六层。H12①层为黄褐色土，带沙性，较致密，包含物有较多窑砖残块及少量红烧土块和印纹硬陶片。H12②层为黑灰色土，较疏松，出土大量方格纹硬陶片及少量红烧土颗粒。H12③层为红褐土，含沙量多，包含物仅见窑砖残块及窑壁红烧土块。H12④层为红灰色土，较疏松，包含物仅见红烧土颗粒。H12⑤层为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含沙量多，包含物仅见红烧土块。H12⑥层为灰黑色土，含沙，土质疏松，包含物仅见几片方格纹陶片。

　　Y4的废弃产品堆积位于窑炉前方，废弃堆积与Y4火膛之间有踩踏形成的活动面。废弃堆积有DJ3、DJ4、DJ5、DJ6，其叠压关系为DJ3➡DJ4➡DJ5、DJ6。DJ3平面近圆形，直径约8米，厚度约10～20厘米，堆积为黑灰色土，较疏松，主要由窑灰、红烧土块、方格纹青瓷片、方格纹硬陶片组成。DJ4平面近椭圆形，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8米，厚度约15～25厘米，为灰褐色土，较疏松，夹杂较多红烧土块和颗粒以及较多的方格纹硬陶和青瓷片。DJ5平面近圆形，呈坡状堆积，东西长约3米，南北宽约2米，厚度约10～40厘米，为红褐色土，含沙，较疏松，有大量的方格纹硬陶和青瓷片（图十八、图十九）。从DJ4和被DJ5叠压的H17采集炭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一致，其中H17①层炭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760＋/－30 BP，校正后年代为公元210-383年（95.4％概率），即东汉末年至东晋中后期。从堆积中出土的器物来看，Y4所烧造的产品有高领罐、双唇坛、釜等，仍保留着许多汉代的风格，已经出现了矮领盘口壶，但与东晋南朝时期的盘口壶仍有很大的差异。产品中硬陶仍有一定的比例。而且从大浦及周边发现的东晋墓来看，其产品均为湘江下游常见的盘口壶、钵、盏等器物，而与Y4的青瓷产品不同。从这些特征来看，Y4的年代大致在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

　　从碳十四测年结果及出土器物的形态分析可知，Y21和Y10为西汉末年至东汉早中期，Y4为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其年代相互衔接，正处于长江中游由陶向成熟青瓷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窑炉的形态来看，这几座窑炉的火膛两侧分别设置出灰和焚烧口的特征一脉相承，窑炉的长度在7～12米，窑尾烧结面多呈红褐色，表明当时仍未解决分段投柴的技术，从装烧方法来看，均未发现垫烧具，器物直接置于窑床上裸烧，青瓷窑址Y4的废弃堆积中发现大量变形的产品，部分硬陶因生烧胎呈黄褐色，这一系列特征都表明当时此处的窑址正处在龙窑结构的探索期，青瓷的烧造技术还不够成熟。

　　4、唐宋平底龙窑

　　平底龙窑共发现6座（Y2、Y11、Y12、Y13、Y14、Y19），依形态可以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有Y19，乙组有Y2及Y11～Y14，其中乙组Y2的窑外灰坑叠压于Y19窑头之上，因此甲组年代略早于乙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现分别以Y19和Y2为例加以介绍（图二十）。

　　Y19平面呈梭型，由火门、窑床、烟囱、出灰孔等构成。方向近东西向，窑长7.7米，宽0.65～1.56米，残高0.70～0.90厘米，未发现窑汗。窑底中后部略高于前部。前段窑顶保存完好，后段顶部坍塌，烟囱位于后壁外，与后壁相距0.70米，通过后壁底部的吸火孔与窑内相连通（图二一）。窑内堆积可分为三层，第①层为黄灰土，沙性,结构较疏松，含细红烧土颗粒及细鹅卵石。第②层为黄色土，沙性，含有烧土颗粒。这两层都是窑炉废弃后雨水不断冲刷形成的堆积。第③层为黄色土，夹杂大块的红烧土，为窑顶倒塌所形成的窑内堆积。在窑炉南侧有五个出灰孔，出灰孔外有一片灰烬层，是与Y19大体同时的遗存，灰烬层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430＋/－30 BP，校正后年代为公元574-657年（95.4％概率），即南朝末年至唐早期。

　　Y2平面呈倒梯形，全长5.48米，由火门、窑床、烟囱、出灰孔构成。窑顶坍塌，残存高度0.40～0.86米。窑身前部收缩呈簸箕状，火门宽0.56米，后部宽度在2.20～2.38米之间。烟囱位于窑尾后壁外中央，直筒状，孔径14厘米，下部与窑尾底部相连通（图二二）。窑室内壁和窑底均以黄泥抹砌，局部可看出修复痕迹。窑底近平。窑室东侧有五个拱形投柴孔，两孔之间相距约30厘米。窑壁略有弧度向内收敛。窑内堆积可分为两层，第①层为灰黄色沙土，细腻疏松，包含有极少量印纹硬陶片和烧土颗粒，为后期雨水冲积层。第②层为窑内废弃堆积，土色红褐色，夹杂大量不规则块状红烧土，应为窑顶及窑壁倒塌所形成的堆积，有较少的炭屑及及细方格纹硬陶片和生烧的高岭土质地的墓砖。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乙组平底龙窑的年代集中在中晚唐时期，其中Y2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160＋/－30 BP，校正后年代为773～906年（71.8%概率）。

　　5、宋元龙窑

　　发现一座（Y1）,Y1为长斜坡龙窑，窑尾被冲沟毁坏，窑头位于红线外未能清理，已发掘长度42.5米，坡度约16～19度，窑室宽2.9米，窑壁厚6厘米，残高0.4米（图二三）。窑身系用厚约6厘米的长方形泥坯叠砌，内壁均匀地涂抹了一层粘土，经焙烧已形成铁青色的烧结面。窑内的填土为灰褐色，夹杂有植物根系，包含较多的青灰色瓦片和坍塌的窑壁残块及垫隔泥钉、垫圈等。窑床上有序排列不同高度的垫柱，形态有筒形、喇叭形等，窑柱间隔距离一般在6～12厘米之间。窑底铺砂，粗细不均，下为红褐色或青黄色的烧结面。Y1的废弃产品堆积主要分布于窑炉北侧，以青瓷碗为大宗，兼烧小罐、盏、高足杯，多素面无纹饰。产品一般施釉不及底，下部露胎，碗底及圈足均有泥钉痕迹，部分泥钉与产品粘连（图二四、二五）。从产品装烧方法和特征来看，Y1年代为宋末元初，属于衡山窑系统，处于其衰落阶段。

　　三、学术意义

　　1、印文硬陶和青瓷窑址的发现为了解长江中游青瓷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

　　湘江流域早期青瓷的窑址此前均发现于湘江下游，比如湘阴青竹寺窑、白梅窑、望城石门矶窑等，虽经过发掘，但窑炉的形态一直不清晰，此次发现的西汉末年至孙吴时期的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是湘江中游首次发现的早期青瓷窑址，改变了我们以往的认识，窑炉形态均为典型的斜坡龙窑，填补了湘江流域早期青瓷窑炉形态的空白。印纹硬陶和青瓷窑址年代前后衔接，窑炉演变序列清晰完整，初步勾勒出湘江中游青瓷起源的脉络，为长江中游汉晋时期印纹硬陶和早期青瓷的窑业技术体系以及从陶向瓷的过渡提供了新的材料。

　　2、汉晋窑址与墓群的发现为研究湘江中游窑业经济及葬俗葬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烧制墓砖的马蹄形窑基本位于墓葬区，窑内出土有与墓葬相同的叶脉纹砖，证明洋塘山墓群的墓砖均为就地烧制，烧制印纹硬陶的龙窑与墓葬区距离较远，表明龙窑在规划选址时便已考虑避开墓葬区。湖南是南方印纹硬陶出土数量较多的一个省份，大量的印纹硬陶产地在哪里，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大浦汉晋窑址的发现，为我们找到了湘江中游汉代印纹硬陶的产地之一，为我们寻找同时期或年代更早的窑址提供了线索。从东汉龙窑所烧造的产品类型来看，既有模型明器，也有用于日常生活的实用器，显示出洋塘山一带曾经是一处重要的窑场，对于研究汉晋时期湘江流域甚至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窑业经济、商业贸易等提供了材料。

　　所发现的四十余座墓葬类型丰富，时代集中在东汉至南朝时期。墓葬随葬品常见三叉支架、铁釜等区域性特征的产品，砖室墓墓壁多有二层台的作法也鲜见于湖南其它区域。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湘江中游地区汉至六朝墓葬的年代分期及葬制葬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3、唐宋平底龙窑的发现为研究此类窑址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宋平底龙窑形态存在着从船梭形向倒梯形的转变，一侧的多孔加柴或出灰技术一脉相承。这类龙窑的形制特征上可追溯至江西吴城商代龙窑，北宋时期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发现的同类窑址或许就是南方平底龙窑北传的结果。大浦唐宋平底龙窑的发现为研究此类龙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