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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包拯的“风光时刻”,告诉你王安石为何一定要变法

日期:2020-09-17 来源:朝文社 编辑:月落星沉 阅读:

一提起北宋,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无非是确实繁荣的经济,常挨蛮夷揍的“怂包”,以及名人辈出的朝政故事。

尤其是宋仁宗在位四十年间,经济繁荣、社会安定,那些青史留名的“牛人”们,更是像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地冒出来。忽略掉外交上的“怂”气,大宋朝关上国门,依旧是繁荣的太平盛世。明朝冯梦龙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称王安石为“拗相公”,又说“自从拗相公当权,创立新法,伤财害民,户口逃散”,认为正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才让原本“好好的”大宋突然开始走下坡路。

那么,作为“千古争议”第一人的王安石,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变法,到底救了大宋还是毁了大宋呢?其实,宋仁宗在位的“繁荣时代”里,有两位顶级名臣的“风光时刻”,就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一、北宋表面繁荣、实则积贫积弱

第一位顶级名臣,就是《岳阳楼记》的作者,也是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千古名句的范仲淹。

范仲淹有一次在杭州赈灾,作为朝廷负责人的他,非但没有想办法救灾,反而故意哄抬米价,将物价大幅提高,而且把杭州官府的钱都拿出来,在当地“大搞特搞”各种娱乐活动。面对这种行为,广大人民无法理解,都在谩骂,骂他劳民伤财,骂他搞得整个杭州鸡犬不宁。可是没过多久,那些人们就惊呆了:因为范仲淹这一系列举动,没花国家一粒米,就这样把灾给赈好了。

其实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难理解,范仲淹的这些举动是靠消费来拉动内需,通过娱乐项目来增加就业,以工代赈来恢复大宋朝经济。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经济学没这么发达,难以理解是正常的事儿,但范仲淹能想到并做到,实属不易。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很疑惑,那时候大宋朝不是经济繁荣吗,按说赈灾钱财是足够的,何必绕这么大圈子,搞这一套那么复杂呢?

可实际上,面对当时闹灾荒的情况,即便是身为朝廷大吏、坐拥富庶杭州的范仲淹,他也没办法,从朝廷拿出足够赈灾的钱财来。表面上大宋朝风光无限,实际国家政治管理是有问题的——由于官员太多、干活太少,长时间官员腐败,人浮于事,导致政策、制度和钱粮混乱的混乱,欠缺的欠缺。

北宋时的粮食赈济,就是有名的常平仓制度,在任何一个有实力的朝代,常平仓制度运行得好,平时就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出现个饥荒灾荒,朝廷也根本没在怕的。可是,这时候由于管理混乱,常平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得到正常贯彻,没做好平时的粮食存储工作。再者,纵然宋朝明令禁止挪用常平仓钱粮,但仍存在严重挪用的情况,极大程度影响常平仓功能的有效发挥。

由此一来,北宋的粮仓,经年累月就成了空壳子,表面看似乎很厉害,实际上经不住考验。而范仲淹“智慧赈灾”的背后,就是宋王朝越发严重的粮食危机。

而比起这粮食危机来,另一位北宋名臣包拯,即野史里赫赫有名的“包青天”,却上演了另一个“高光时刻”。

二、横征暴敛,农民起义频发

当时的“包青天”,所担任的职责是三司使,换句话说,也就是宋朝的“会计”,负责“管钱”的工作。

“管钱”有条有理的包拯,面对工作也从来都不含糊。由于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三冗”问题,国家财政也越来越捉襟见肘,包拯就很负责任地做过一次统计,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内容就是说明,当朝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多,相比40年前增长了三倍多,这样一来,政府养官的开支也随之增加,将近翻了一倍,但同时:财政收入也比40年增加了两倍还要多!明明没有创收,还多了三倍的官员要养,那么这些增加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

包拯的原话就给出了答案:“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矣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也就是说,宋仁宗时代的“表面”繁荣,绝大部分是依靠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得以维持的。

那么,包拯所言到底是“一面之词”,还是一语中的呢?看一下当时的严苛税赋就明白了。首先,北宋田赋制度沿袭了唐中期的“两税法”,征收土地税,分夏秋一年两次;一般一次征收一斗谷物,部分地区每亩每年纳税三斗;这是征收农民的征税。

此外,宋朝还继承了唐末五代的绝大部分杂税,除了两税,还有丁口税和各种杂税附加税。杂税简直多如牛毛,囊括了牛皮、盐、曲(酿酒所用)等税收。百姓造就酿酒都要交税,就连耕地的牛死后,牛皮都不允许农民私自买卖,反而要求上交官府,官府只付很少的钱聊以抚慰。更可恨的是,对于农民来说如同生命般重要的农具,也要征税——农具税,历代开明君主都意识到这条不合理,也曾或减或免,而宋朝却依旧需要纳税,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征收。

上面这些还远远不够。针对棉帛和粮食生产,大宋朝还采取“和买”“合籴”政策,最初是官府征购,以钱换物,后来逐渐猖狂,发展为“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再后来,这一项就成了税户的严重负担。此外,还有头子钱,原本类似一种官民银钱出纳的“手续费”,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了农民天赋征税的额外税费。

除了严苛的税赋外,北宋还沿用前朝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支移就是以军事急需为借口,强迫北方农民缴纳谷物到沿边城镇;折变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缴纳指定物资或现钱。这样一来,就更便利了贪污腐败,也更加重了农民的沉重负担。而原本就存在的“徭役”制度,在此基础上也更是变本加厉,全部都由贫苦农民来承担。这些全部加起来,甚至可以说,简直不给贫苦农民“留活路”啊。

所以在这样的恶劣生存环境下,最底层的农民们第一个表示不愿意,纷纷揭竿而起。宋仁宗统治四十年里,据统计,北宋农民起义高达四十多次。如果不采取变法改革之类的措施,改变一下当时的社会现状,大宋朝的江山恐怕早就白白葬送掉了。

三、王安石变法失败?非也

自古以来,明君都是靠实力来轻徭役、减税赋,只有暴君、昏君才会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然而宋仁宗又实在是渴望朝着明君方向发展,面对这样的时局环境,变法改革似乎已成必然的趋势。

正如上面所提到,大宋横征暴敛、农民负担极重,而国库又几乎空空如也。根据史料记载,到了宋神宗登基后,他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问到“国用”,才知道国库其实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最后只剩下一堆档案账本。

于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安石勇敢站出来,提出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改革政策,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的,变法政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很大程度上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带来极大成效。

面对王安石变法,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可是这种观点,我却实在不敢苟同。

虽然在王安石生前,对他变法的反动声音很大,但当他去世后,变法的效果真的展现出来,过去那些否定他的人都渐渐明白,王安石改革与变法的苦心,并认可了他变法的成果。例如,当时强烈反对王安石变革的,有中书舍人范百禄,还有两代有名师臣吕公著,以及最具权威性的苏轼。在后期,他们甚至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推崇者。

不可不说的是苏轼。同样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当年正因为苏轼说了几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话,闹出“乌台诗案”,他差点被害得家破人亡,按理说他应该比谁都仇恨王安石变法才对。可是,苏轼却这样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因为,这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的人,在从朝堂贬到民间后,却亲眼看到了变法富国强兵的成果。且不谈变法期间,北宋“满血复活”的军事实力,与对西夏战争的战果;就说一下最基本的经济,就能明显看出一二。

史料记载,元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三司大臣毕仲游在《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各路受纳的常平、免疫、坊场、河渡等钱粮,有数千万贯,如果全部收归户部做经费足够支用二十年”,而且“三司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一半为盈余”,从毕仲游向当时宰相司马光汇报财政工作时,就可以看出变法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的。

而非常讽刺的是,在旧党废除王安石新法后没有几年,神宗之母高太后去世时,大宋朝“帑禀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再度恢复贫穷的状态,而这个过程,还不到六年时间。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文学名气响当当的。而作为一名政治改革家,历史理应为他留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政治变法改革方面,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与业绩。虽然王安石有争议,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片段,见证的却是他毫无争议的,富国强兵的苦心。

参考资料:张嵚《王安石变法有多“坏”?看过这三条冷知识就明白》、王军管《文明的苛剥:北宋时的农业税收》、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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