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 繁体中文 - 标签大全 - 今天是历史年表 - 历史上的今天故宫历史网(www.GuGong.net)古今中外历史故事 探寻解密历史秘闻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焦点 > 300多年前的伦敦大瘟疫,英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300多年前的伦敦大瘟疫,英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

日期:2020-03-22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编辑:历史君 阅读:

 

这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如箭一般在白天四处流窜,并在夜晚大开杀戒。它将空气变为毒气,通过呼吸入侵我们的血液,最终夺走我们的生命……在此之前,这里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花园,熙熙攘攘的居所,以及人口密集的城市;然而在此之后,只留下了无生机的空地与无边的凄凉。
——《城市的记忆:伦敦1665年大瘟疫的历史记录》
 
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举行发布会向媒体与公众解释英国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防疫措施。与中国、韩国、意大利等国陆续采取的严格检疫隔离措施不同,英国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禁止人员流动与大规模聚集,在前天才宣布学校停课。
 
 
在英国政府防疫策略中,有一个词吸引了公众的目光——“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此说法一经提出便遭到多方批评。面对来势汹汹的质疑,英国卫生大臣回应,“群体免疫从来不是我们的目标,这只是一个科学概念。”
 

3月16日,抗议者在唐宁街外示威,抗议英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欧洲新闻图片社)
 
3月19日,根据英国卫生部发布的数字显示,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269例,累计死亡病例达144例。从19日开始,伦敦已陆续关闭部分地铁站。但约翰逊表示,尽管伦敦的疫情控制措施可能会加强,但政府并没有完全关停伦敦公共交通的计划。
 
英国的一系列操作,让我们快忘记它曾是现代卫生防疫制度的起源国。英国的卫生防疫制度正是在历次瘟疫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就比如三百多年前的那场伦敦大瘟疫。
 
17世纪木版画,图中央代表着死亡天使的骷髅双手各持一支箭,追赶从伦敦城大瘟疫中逃亡的人
 
 
利物浦街的遗骨
 
 
2015年8月,伦敦跨城铁路工程在利物浦街的施工现场挖出了数具遗骨。这里曾经是一个精神病院的墓地,这个古老的墓地可追溯到1569年。考古队在此一共挖掘出了约3500具遗骨,这些遗骨在数百年内陆续下葬,其中引起考古学家注意的是其中30具集体下葬的遗骨,一旁的墓碑显示,他们葬于1665年。
 
对于伦敦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场大瘟疫横扫伦敦,最终导致了大约10万人死亡,占当时伦敦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些遗骨被送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进行进一步检测,一年后,检测结果公布,在遗骨中发现了鼠疫耶尔森氏杆菌的DNA存在。时隔数百年,那场导致伦敦大瘟疫的元凶终于被确认,那便是在人类历史中多次出现的鼠疫。
 
鼠疫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多次大流行。鼠疫由鼠疫耶尔森氏杆菌感染引起,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以及败血症鼠疫三个类型。亚历山大·耶尔森在1894年首次发现鼠疫杆菌,成为微生物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鼠疫杆菌主要以啮齿类动物为自然宿主,以跳蚤为媒介传染给人。历史上暴发的鼠疫多为腺鼠疫,患者以淋巴结肿大为明显特征。而肺鼠疫首次在1910年中国东北大鼠疫中被伍连德发现并确认,肺鼠疫死亡率更高,且可以通过飞沫传播。
 
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er Yersin),1863-1943,鼠疫杆菌发现者
 
欧洲历史上的数次Plague,现在通常翻译为瘟疫或者鼠疫。然而这一来源于古希腊的词汇最初的本意是“大灾难”。欧洲历史上有多次被称为Plague的瘟疫大暴发,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记录不清,我们如今已经很难确认这些瘟疫的具体病原。不过,其中两次大瘟疫被普遍认为是鼠疫导致的,包括公元541到544年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14世纪在欧洲大陆肆虐的黑死病。
 
 
寒冬来临的前奏
 
 
1664年的平安夜,一位妇人在伦敦郊外圣吉尔斯区的一片肮脏的田野中去世,教区派去的搜尸员检验了她的尸体,发现她尸身上存在不同寻常的肿块。他们对这一症状并不陌生,这正是几个世纪前肆虐欧洲的黑死病的典型症状。死者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夫妻二人以及两三个孩子。教区把死者家属在家中隔离了起来,并给了他们五个先令,足够他们维持一周的基本生活。
 
脖子上有淋巴结肿胀的鼠疫患者,15世纪末绘画《圣塞巴斯蒂安在瘟疫中祈祷》局部,作者Josse Lieferinxe
 
这大概是历史记录中目前可见伦敦瘟疫中较早的死者,但她应该并不是所谓的“零号病人”。1664年年底,在伦敦多个郊区都传言有人染上了奇怪的病症。也有医生在这一时期诊断过有类似症状的病人。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引起伦敦市政府或公众的注意。
 
伦敦对于类似的瘟疫并不陌生,自从14世纪那场横扫欧洲大陆的黑死病之后,从1563年到1636年,伦敦及其周边地区至少暴发了6次疫情,其中1625年的疫情死亡人数超过4万,也因此被当时人称为“大瘟疫”。从1636年以后,伦敦每年都会有数个疑似瘟疫死亡的病例,但此后的20多年,都没有大规模疫情暴发。再者,此前的瘟疫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在寒冬中出现的病例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1664年年底,一颗明亮的彗星出现在伦敦寒冬的夜空中,引发了当时人无数的猜想,占星师认为这一天象可能预示着灾难即将到来。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一切似乎如旧,然而瘟疫已经悄悄散开了。当时的英国刚刚经历了20多年的内战:短暂的共和国时期、克伦威尔独裁,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重新夺回政权。
 
当时的伦敦城区仅有一平方英里,城市拥挤,街道狭窄。城区的东、西、北三面被罗马时代的旧城墙环绕,而南边则是泰晤士河。城墙内有90多座教堂,12个商业及手工业行会,以及数不清的商店与民居。居住在城内的大多是富裕人家和城市的中产,而在城墙外的教区,则住满了贫穷的工匠和各类从业人员。此时,伦敦是整个欧洲大陆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仅次于巴黎。由于繁荣的商业,伦敦吸引了整个英国将近10分之一的人口。
 
17世纪的伦敦远景图
 
伦敦城内及其周边的郊区一共被划分为130个教区,根据教区的死亡报告,平均每年大概会有17000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世。在1664年12月刚刚出现瘟疫死亡病例的时候,整个伦敦死亡人数不到300人,而城内的死亡人数只有6个。这样的死亡数字看起来也并没有异常,不能引起教区的注意。但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死亡人数慢慢上升,成倍数增长。
 
到了1665年4月底,瘟疫已经从圣吉尔斯区慢慢扩散开来。伦敦的医生们也渐渐注意到了越来越多的病患,但是他们对疫情的严重性估计有很大的分歧。毕竟伦敦几乎每年都会遇到类似的病例,也已经有了习惯的处理方式,他们将部分病人送往隔离营,而被感染的建筑也被隔离起来。这些初始病情的暴发并没有引起伦敦市政府与皇室的足够注意,不过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伦敦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新的隔离营了。
 
当时伦敦地区已经建立了死亡报告制度,每个教区都有搜尸员,每当他们发现一具死亡的尸体,便会鉴定死因并向教区汇报,各个教区将每周数据汇总,一同送到伦敦城中的总部。这些搜尸员往往由老妇人担任,当时已经有很多人质疑她们能否准确地判断死因。由于有些瘟疫的死者并没有典型的淋巴结肿大症状,因此死因的判定往往不是很准确。此外,为了逃避隔离,在某些教区也存在着瘟疫的瞒报现象。
 
 
暴发与恐
 
 
在5月2-9日这一周的死亡报告中,一共有9人被记录为死于瘟疫,其中一例出现在圣玛丽伍尔彻奇教区,而此地位于伦敦城墙之内!瘟疫流行的传言开始在市民中流传,到了5月底,越来越多的病例开始在伦敦城内出现。当塞缪尔·佩皮斯在5月24日到一个咖啡馆的时候,他注意到绝大部分人都在谈论最近的疫情以及各种各样治疗瘟疫的药物。
 
塞缪尔·佩皮斯 (Samuel Pepys, 1633-1703),英国政治家,曾先后担任过海军部首席秘书、下议院议员、以及皇家学会的主席。他在大瘟疫中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伦敦的情况
 
塞缪尔·佩皮斯是当时英国的一位小有名气的政治家,先后担任过海军部首席秘书、下议院议员、以及皇家学会的主席。不过在大瘟疫暴发时,他还只是英国海军委员会的一名秘书。他有着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后来成为了人们了解1665年大瘟疫的重要史料。早在1663年的时候,佩皮斯就已经在日记中记录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疫情,当时他就忧心瘟疫会传到伦敦。到1665年春天,他感觉他的担忧似乎成为了现实,他在日记中写道,“使我非常忧虑的是,我听说瘟疫在伦敦出现了。”
 
的确,后来人们在追溯伦敦大鼠疫的源头时,阿姆斯特丹经常被提及。从1599年开始,瘟疫便在荷兰时不时地小规模出现,在伦敦大瘟疫的前两年,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瘟疫暴发夺走了近5万人的生命。有人认为,瘟疫或许通过荷兰商船被带到了伦敦;也有人认为,瘟疫是由曾与荷兰交战的英国海军带来的。
 
恐慌的人群开始逃离伦敦,城中也有不少传言说有市政委员会的官员已经逃到乡下躲避瘟疫了。6月6日,查理二世国王指示伦敦市长与市政官员继续坚守岗位,他自己则带着王后、约克公爵夫妇、以及枢密院官员离开了皇宫,先到了索尔兹伯里,后又到牛津郡躲避瘟疫。或许是受到了国王出逃的刺激,伦敦出逃人数在6月底7月初达到了最高峰,所有的城门和道路上都挤满了恐慌出逃的人群和马车,泰晤士河上也聚集了数不清的船只,这大概是伦敦建城以来经历的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了。当时有人估计,伦敦城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都逃走了。
 
然而首先逃走的大多是城中的贵族、富人、以及中产,城市下层的工匠、学徒、仆役们大多没有能力付得起高昂的路费,他们都依靠着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维生。在汹涌的人流逃出伦敦后,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市顿时变得冷冷清清。大多数商业活动都中止了,留下来的居民躲在家中,封上门窗,点燃火盆清洁污秽的空气。当时人门普遍相信瘴气理论,这一理论可溯源至古希腊时期,它认为腐烂物品、病人的呼吸,以及人和动物尸体可以发出致病物质,并对空气造成污染,吸入被污染的空气的人也会被传染上相应的疾病。
 
6月中旬,伦敦城墙外的十二个区都已经发现了瘟疫死亡病例,报告统计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百人。伦敦市政府这时也终于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市长要求英国皇家医师学会推荐六名以上医生为伦敦的穷人诊治瘟疫。最终有8个人志愿加入医疗队伍,除了两人负责城内的医疗服务外,其他人都被派到郊区。接下来的一个月,瘟疫死亡人数迅速突破千人,伦敦的隔离营几乎到了承载极限。
 
1665年伦敦城中扛着瘟疫死者棺材的人群
 
疫情在8月和9月达到最高峰,几乎每周都有数千人因为瘟疫死亡,城市街道上只有失去希望的感染者,以及已经死去的患者尸体。埋尸队伍开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防止暴露的尸体造成更加严重的传染。伦敦市长警示城内所有人家在晚上9点之后不要出门,而那些在家中隔离的疑似患者、与死者有接触的人员才可以在这时出门透气。
 
1665年伦敦城墙外埋葬瘟疫中死亡者的墓坑
 
伦敦的瘟疫也渐渐传到了周围的农村。1665-1666年间,英格兰的大多数郡都出现了瘟疫死亡的病例,伦敦出逃的人群与各个区域间的商业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瘟疫的传播。在英国中部的德比郡有一个叫亚姆(Eyam)的小村庄在这场大瘟疫中被人们所知。大约在1665年9月份的时候,亚姆村的裁缝从伦敦订购了一包布料,然而不幸的是,瘟疫的细菌也随之传到了这个小村落。疫情暴发后,村子的牧师当机立断,指挥村民在村边修筑了一道石头围墙,禁止任何人出入村庄。村中的人会把钱放在村口,而邻村的人则给他们送来食物、日用品和药物。最终,这座小村庄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因感染瘟疫去世了,但由于他们有效的隔离措施,疫情并没有传播到周围的地区。
 
 
千奇百怪的治疗方法
 
在20世纪抗生素发现之前,对于这类烈性传染病,西方医学的治愈率比较低。当时英国主流的医生信奉的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他们认为,人体内部含有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只有四种体液达到平衡的状态,人体才能保持健康。因此,医生往往采用放血、催吐、催泻等手段来平衡各种体液,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不过,在1665年大瘟疫时,医生们对于瘟疫的治疗方式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英国皇家医师学会在最新的瘟疫治疗手册中不再推荐使用放血、催吐、泻药等疗法,太多病例证明,这只会让病人病情更加严重。但是这些古老的医学传统并不能在一夜间完全改变。内森尼尔·霍奇斯(Nathaniel Hodges)医生便是留在伦敦城中救助病患的人员之一,他后来还写下了关于这次瘟疫的详细记录。他是盖伦学说的拥护者,认为可使用酒精和助眠药来帮助瘟疫患者平静下来,并达到体液的平衡。他也会给病人开一些较为温和的泻药和发汗药,以此来清理病人体内的毒素。不过他遵循英国皇家医师学会的建议,不再使用放血疗法。
 
除了医生之外,伦敦还有药剂师、巫师、游医等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四处兜售他们治疗瘟疫的“秘方”。其中,底野迦(theriac)是最为出名的药物。这种药剂在公元一世纪的古希腊已经出现了,长期以来被作为解毒剂和能够治疗一切的万能灵药。它的配方包括毒蛇肉、大蒜、芸香、醋、核桃、洋葱、鸦片等十几种药物。正因为其宣传中的神奇效果和复杂配方,底野迦一般非常昂贵,显然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的。贫困不堪的底层人民大多只能求助于巫师和宗教治疗者,或者从游医那里买一些便宜的药物来服用。
 
18世纪盛放底野迦的药罐
 
 
英国的隔离检疫
 
 
英国在1579年便已颁布隔离瘟疫患者的法令,所有瘟疫的病患及其家庭成员都要在家中隔离40天,不允许任何亲友探访。被隔离的房屋门上会以红十字标记,并写有“ 愿主怜悯这家人”的标语。政府会在其家门口安排守卫,负责看管病患并提供食物。如果在隔离期间家中有人因病去世,隔离期会相应延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隔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直到1665年大瘟疫时,政府方才将患病人员与健康人员分开房间隔离。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并不清楚瘟疫的病原和传播途径,简单地分房间隔离并不能有效隔绝老鼠和跳蚤在房屋内传播细菌。当时的医生笃信瘴气理论,他们也认为将健康人安排在远离病人的地方可以更好地阻止疾病传播,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条件被安排到另外的场所接受隔离。
 
1665大瘟疫中的伦敦街头,路旁的房门上画有红十字,并写有“Lord, have mercy on this house”(愿主怜悯这家人)字样
 
另外,在伦敦的一些教区也建立有瘟疫隔离营(pesthouse),有的隔离营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隔离病人,另一部分用于隔离健康却曾与患病人员有直接接触的人。通常在隔离营的病人可以得到较好的照料,但由于人手限制,绝大部分人仍然在家中进行隔离。直到1666年伦敦大瘟疫即将结束时,英国才开始较大规模地使用传染病隔离营。这些隔离防疫的开销由政府向全国征收特殊税种来提供。
 
1665年伦敦大瘟疫中的救援场景
 
1665年瘟疫大暴发的时刻,由于市民恐慌出逃,政府隔离的法令形同虚设。因此,政府出动警卫,将疫情暴发的区域进行隔离,禁止人员出入。此外,所有进入泰晤士河的船只也被要求接受为期40天的隔离检疫。
 
这些防疫政策从一开始便饱受争议,虽然在防治疾病传播上有一定效果,然而在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英国,禁止家人和朋友帮助病患的措施却被认为是残忍而冷酷的。而且,在非疫情暴发时期,这些防疫手段也可能会被政府人员滥用,以惩罚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因此有市民在隔离期间往往会不配合,甚至会隐瞒家庭中患病的情况,并贿赂官员以逃避隔离检疫。
 
1665年伦敦大瘟疫死亡分布图,标记颜色由深至浅代表死亡人数由多到少
 
 
终结与回响
 
 
1666年9月2日至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横扫伦敦中心城区,烧毁了13200座民居,圣保罗大教堂及其他87座教堂,还有绝大部分的市政建筑。此后,鼠疫也从伦敦这座城市消失了,且再也没有大规模暴发。
 
伦敦大火与鼠疫的消失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场大火烧掉了伦敦城区绝大多数不卫生的民居,以及其中的老鼠和跳蚤。传染源被清除了,伦敦鼠疫也随之消失。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因为伦敦郊区那些更加污秽的部分没有被大火烧毁。
 
1666年伦敦城大火
 
无论如何,这次伦敦大瘟疫给英国带来了不少重要的公共卫生遗产。对外来商船的强制检疫措施,在1665年大瘟疫期间开始实行,1710年《检疫法案》出台,将这一措施进一步规范化、细致化。法案要求任何来自瘟疫流行区域的船只都要接受为期40天的强制隔离检疫,在隔离期间,所有货物都要放到开放通风处,确认感染人员将会被送到隔离营直到病情治愈。如果船长或船员隐瞒感染人员的情况,最高可被判处死刑。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瘟疫年纪事》
 
1722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小说《瘟疫年纪事》,其中讲述的便是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这部小说出版时,伦敦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大规模瘟疫暴发了。笛福出生于1660年,在伦敦大瘟疫肆虐的时候他年仅5岁,不太可能记得当时的情形。
 
实际上,笛福这部小说的起因是1720年法国马赛大瘟疫,这场瘟疫造成了近5万人死亡。因此,笛福忧心伦敦会再经历一场如1665年一般的大灾难。
 
当然,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记录,这也有助于笛福更加真实地描绘当年社会的混乱状况。1665年之后,伦敦加紧了对来自疫区商船的检疫,这项措施在当时引起了诸多争议。笛福对英国政府强制商船检疫的措施持肯定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众对于这一政策的认同和接受。然而,笛福却反对城市内部的居家隔离检疫,他认为,因为隔离检疫措施而饿死的居民不亚于因瘟疫而死的人数,这只会给城市带来更大的混乱,给市民带来更多的痛苦。
 
1772年版笛福《瘟疫年纪事》扉页插图
 
笛福对于城市检疫的观点有当时特殊的背景。172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检疫法案》的修正案,加强了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权力。法案规定,任何拒绝政府检疫措施的行为将被视为重罪,政府有权对其使用暴力强迫执行。政府有权将任何感染传染性疾病或疑似感染人员送入隔离营,对不配合的公民可以强制执行。另外,政府有权将瘟疫流行区域进行整体隔离,禁止人员出入。而这些规定大多是伦敦市政府在1655年大瘟疫中采取措施的进一步细化和制度化。伦敦市民当时对这些强制措施反应强烈,认为这些强制措施不仅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也威胁了人身安全。此外,设立隔离区的做法也会让城市间的商业活动骤然中止,并导致隔离区物资短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笛福对当时英国政府的严格检疫措施持批评态度。
 
回顾历史,除了能为人们提供些许谈资,也应带来进一步的思考。正如《中青报》近日发文呼吁“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针对任何国家的防疫措施我们也不能单凭主观印象做出结论。每个国家的施政方式都有一定的路径依赖, 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走势如何,目前仍然难以预计。但面对这一人类尚未完全认清的病毒,各国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防疫实验,其效果仍然难以预料。
 
历史也多次证明,面对未知的流行病,任何防疫措施最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也是在过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步履蹒跚地建立起来的。
 
参考文献
Tony Yates, “Why is the government relying on nudge theory to fight coronavirus?” Guardian, March 13, 2020.
William Hanage, “I’m an epidemiologist. When I heard about Britain’s ‘herd immunity’ coronavirus plan, I thought it was satire,” Guardian, March 15, 2020.
Peter Beaumont, “Eyam recalls lessons from 1665 battle with plague,” Guardian, March 15, 2020.
Nicola Stanbridge, “DNA confirms cause of 1665 London’s Great Plague,” BBC News, September 8, 2016.
A. Lloyd Moote and Dorothy C. Moote, The Great Plague: 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Deadly Yea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Great Fire in 1666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71).
James Leasor, The Plague and the Fire (London: James Lessor Ltd., 1962).
Andrew Wear, “Making us as cruel as dogs: plague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England,” Lancet 385(2015): 2456-2457.
Kira L. S. Newman, “Shutt Up: Bubonic Plague and Quarantin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5 (2012): 809-834.
Paul Slack, “Responses to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Health,” Social Research 55 (1988): 433-453.

相关搜索:

    版权声明:故宫历史网属于公益性网站,本站文章多为原创,部份搜集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站长邮箱:info@zhongwen.cn / 历史交流QQ群:38175555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17-2019 www.GuGong.net., All Rights Reserved. 故宫历史网 版权所有 渝ICP备17004455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050号

    返回顶部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