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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时,古人怎么办?

日期:2020-01-30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历史君 阅读:

截至1月21日24时,我国共确诊440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死亡9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22日指出,将会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严防死守,把疫情控制在武汉。(来源:中国新闻网)


如何积极有效地应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疾疫发生在什么时候?古人对防疫做了哪些努力?本文对此作了详细梳理。

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的认识,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 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隔离”曾被讥为“不仁”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

 

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到了北朝时期,隔离之法,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如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但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乃至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不少药方值得后人总结和继承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 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说,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能吏”的消极作用

 

古代政府对于灾变的防治颇让人欣慰。然而,这只是在几千年的防灾过程中零星闪烁着的几点光芒。事实上,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往往对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当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

 

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也要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呢?”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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