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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中国抗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日期:2018-11-22 来源:故宫历史网 编辑:阿名 阅读:

组织触角未能深入基层,国民政府连“所得税”都没有办法征收

蒋廷黻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在抗战期间,还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行政院政务长等要职,得以直窥国民政府之政务的具体运作。这种特殊的跨界经历,使其对于“抗战”,有着不少别于常人的深刻理解。

譬如,蒋氏曾亲历国民政府在“所得税”征收工作上的彻底失败——1936年夏,为准备抗战,行政院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累进税率模式,在中国推行“所得税征收”。但问题是,国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完备的人口与财产统计。在农村,“很少有人在地契上用真名的,多半是用假名,刻一个图章,以代签名。……有些县份地籍册子上的名字比全县实有的人数还多。”在城市,“一个人将款存在银行里,也可以不用真名,刻一个化名图章做印信。也可以用化名创立公司行号担任股东。”

换言之,“如果利用很多名字就能隐瞒一个人的真正收入,则所谓累进税率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针对该问题,实业部长吴鼎昌建议出台“财产姓名法案”,即:国民可以用化名置产,同时须向政府登记其真名与化名,以保证政府在征收“所得税”时有所依据。

蒋廷黻高度赞扬“财产姓名法案”,视之为“中国财政革新中的一大进步”,故而“到处游说,搞公共关系”,欲促其实现。迁延数年之后,“财产姓名法草案”终于走完立法程序,在具体实施上,却全然没有了下文。蒋氏感叹,“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对一个组织触角始终无法深入基层的“弱势独裁”政权而言,“立法”是容易的,“执法”则往往力有未逮。

无法有效地征收“所得税”,使得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一直长期畸形地依赖关税维持。而随着日军的推进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关税锐减,这一畸形财政体系实际上形同崩溃。诚如蒋廷黻所言:“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所得税制度,在战时等于自动解除武装。我认为中国当时就是如此的。”

60年代,蒋廷黻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时,曾就战时财政,如此说道:“战争拖下去,……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较落后的一半。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侧身于中央机构,一直于到胜利为止,但直到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详细]

民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民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

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

略言之,在蒋廷黻看来,“战时重庆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虽然“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制的”,但中国当日,还不是“现代国家”,所以虽有实行配给制之心,却无实行配给制之力。蒋氏说:

“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有的以地区为准,有的以物品为准,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果的。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没有办法了。比较进步国家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里流,控制者可以开闭自如,但是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西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制,这绝非偶然。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引起许多官僚政治的害处。”

“水管”和“雨水”的比喻相当精辟。一者,落后的农业国迭经战乱,生产能力本就有限。二者,国民政府无力在组织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譬如,无法制定可靠的预算、无法清查可靠的壮丁数量——也就无力将“水”(资源)纳入“水管”,只能任其如雨水般,洒在地上消失不见。

国民政府不能对国家实施现代化管理,有两大原因。其一,内战、外患绵延不绝,政府没有“现代化”的机会——30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曾努力想要对中央政府的收入与开支实施“数目字管理”,最终与军事领袖蒋介石恶言相向,分道扬镳,即是明证。

其二,严重缺乏现代政治人才和技术人才,政府没有“现代化”的能力——蒋介石曾在日记中一再哀叹“难得谋士诤友,为我筹策补过”,蒋本人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外交问题的最终仲裁者,还曾刻苦钻研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欲在经济问题上也负起“指导责任”,这种哀叹与包揽,多被解读为蒋的个人权力性格上的缺陷,但蒋廷黻在中央政府任职多年,同样也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的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像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像的为少。”

今人回顾抗战史,在检讨当日之通货膨胀、滥抓壮丁等弊政时,亦须明了上述时代背景,其检讨,方可谓“客观”。…[详细]

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也实行了实物配给制,图为1941年日本某地配给所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也实行了实物配给制,图为1941年日本某地配给所

注释:

本文所引材料,均出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P178-199;P217-237。该回忆录,系蒋氏退休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英文口述而成。时为1965年。口述仅半而蒋氏骤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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